儒学和佛教在阿坝藏区的传播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启发

阿坝藏区地处藏青甘川四省交界之处，它的社会稳定发展对中国西部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马克思主义有效传播对于阿坝藏区而言是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通过对儒学和佛教传播的对比分析，进而为阿坝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一些新的思考维度，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儒学与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的基本情况

（一）儒学在阿坝藏区传播的情况

儒学在阿坝藏区的传播对阿坝藏区社会道德的架构和伦理思想的丰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时，就带去了大量的儒家思想的经典论著，这些典籍更多的是作为上层社会的馈赠品，得到最高统治者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崇和传播，比如松赞干布就专门聘请汉族有学之士到藏区为当地百姓讲授儒家经文，并且组织大量翻译人员翻译儒家经典，这对藏民族掌握和吸取儒学思想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藏民族在自身民族风俗和行为习惯的基础上，把儒家经典和本土文化进行融合创新，写成了像《礼仪问答写卷》等适合于本民族文化经典著作。《礼仪问答写卷》是藏族思想家立足本民族伦理道德传统的基础上、把汉族儒家伦理体系和道德范畴经过整合和发挥后进行转化而成的具有藏民族特色的伦理道德文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道德人格的追求上，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是君子、仁人、贤人、圣人，这样的人格思想对藏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藏民族十分崇拜英雄人物，勇敢、诚信、善良、智慧的英雄人物是他们心中的最为理想的人格，比如藏族同胞所崇拜的格萨尔王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人格形象。第二、道德人性基础的认识方面，儒家至圣孔子强调“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则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性本善，荀子又倡导人性恶，在《礼仪问答写卷》中，虽然没有明确论证人性善恶的问题，它提出的是人性为贤愚的命题，即人性有贤有愚。第三、在道德人伦关系上，《礼仪问答写卷》中提出的“父权为大”、统治者应该“行为正直”等思想就是受了儒家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道德观的影响。第四、在道德范畴上，儒家在以孝为根本、以仁为核心的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多个道德范畴，《礼仪问答写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十个基本的道德范畴，它们是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报恩、不怒、知耻、谨慎、勤奋。总之，藏民族在对待儒家思想方面，他们以宽广的胸怀、洋溢的热情、创新的精神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学习、整合和创新，对藏族本民族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二）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的情况

“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1]，佛教在阿坝藏区的传播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格义佛教阶段、本土化佛教阶段和大众化佛教阶段。第一、格义佛教阶段。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在开始传播阶段，受到语言和文字不通的局限，于是格义佛教开始产生了。在内地，佛教依附于玄学，“比如用‘无’来比附‘空’，用‘有’来比附‘色’”^[2]。在阿坝藏区，藏传佛教为了能立住根基，通过吸收当地苯教的教义教理等，形成了“苯中有佛，佛中有苯”的发展格局。第二、本土化佛教阶段。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产生中国佛教的重要标志，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等思想，这十分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期望，很快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阿坝藏区，由于佛教理论的精密，在传播过程中占据绝对优势，相反，苯教往往在一些佛教经典的基础上创立属于自己新的宗教经典，佛教也进一步本土化了。第三、大众化佛教阶段。儒家、道教与佛教思想经过长期斗争和融合，最终形成三教合一的态势，这就是宋明理学的产生，自此，佛教已经完全融合到中国文化之中。在阿坝藏区，随着佛教大众化的发展趋势，藏传佛教坚持“世间即佛界”的兴教宗旨，这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一次革命性的根本转变。

二、儒学与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的对比分析

对于阿坝藏区而言，儒学与佛教都是一种外来文化，但这二种文化也有所区别。从文化类别上看，佛教属于国外异质文化，藏语和汉语都属于同一个语系，儒家文化属于本土异族文化；从传播方式上看，儒学是由官方和政党的上层推动，是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佛教更多是由宗教信徒和民间群众推动，是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从传播效果来看，佛教在阿坝藏区的传播效果最为广泛而深入，佛教对普通群众的心灵进行了一次巨大洗礼，儒学在阿坝藏区的传播效果不及佛教深广，它主要对普通群众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有重大影。

（一）传播主体的对比分析

儒学在阿坝藏区传播的主体主要包括上层统治阶级、中层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他们对于儒学在阿坝藏区的普及化起着重要作用。在唐代，因为最高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动，汉藏之间的高层政治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一些汉族官员也来到阿坝藏区参加工作，他们给当地带来汉族文化和内地先进农业的生产方式；同时，阿坝藏区的各级官员也有意识地学习汉族文化知识，特别是儒家文化思想，他们甚至直接派官员到内地学习考察，索要儒家经典，随着藏汉上层社会的交往不断深入，中层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也方兴未艾，特别是学校教学课程的变化，比如“在藏区的学校教育中，贯穿着儒学教育内容”^[3]，更是加深了知识界之间的文化交流。阿坝藏区本来就与汉族生活区域相接，民众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十分普遍，经济贸易一方面讲究语言互通、另一方面讲究礼节和互信，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

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的主体主要是佛教信徒，这些信徒大都出身平凡、居贫务学、博诵群经、志业弘深、德行温恭，他们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崇高的品德赢得人们的景仰和信任。由于他们身上所具备这些优势，只要在政府没有强行限制佛教的传播情形下，他们都能以宣传佛教、弘扬佛法为己任，致力于翻译佛教经典，发展佛教信徒，采用多种渠道集资修建寺庙，发展壮大佛教组织。阿坝藏区下层民众在农奴制的压迫下，经济受到剥削、身体遭到压榨，加之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现实世界的苦难，佛教的长期渗入，其时统治阶级逐渐看到佛教“精神鸦片”的麻痹有利于其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强化，于是对佛教也由原来的对视、听任到利用、推动发展方向转变。

（二）传播载体的对比分析

儒学在阿坝藏区的传播载体大体可分为语言类、行为类和典籍类，语言类的传播载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界和教育界的语言宣传，二是民间口头相传。儒家思想在阿坝藏区经过语言类传播现象比较普遍，比如儒家强调的伦理规范、道德说教、忠君爱国等等，大多是经过这一类传播载体传播的。行为类传播载体则是通过传播主体的行为示范、礼仪形式等方式进行传播，比如儒家所提倡的个人礼貌、家庭礼道、社会礼俗、政治礼仪等一系列礼教行为规范都是通过这类传播载体进行传播，儒家通过树立君子、仁人、圣人等理想人格形象，采取祭祀缅怀、称颂赞美、道德示范等方式，使儒家思想在民间进行广泛而深入地传播，这对民众心灵的震撼是十分强烈的，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穿透力。而儒家典籍类的传播载体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受到一定的局限。

佛学在阿坝藏区的传播载体主要有语言文字类、宗教活动类和艺术符号类等。佛教有大量的重要文献和典籍，佛教信徒一般都能致力于献身佛教的传播，他们把这一工作视为己任。阿坝藏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域，大量佛教人士把外来佛教翻译成本地文字，以便于佛教的大众化、民族化的传播。佛教在早期传播中，基本都是以口头传播为主，人人相传，而在大型佛教活动中，佛学大师开坛讲经、传经布道、讲解佛义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途径。语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面部表情、眼神动作能够起到强化效果的作用，像禅宗更是以“不立文字”为标榜，十分注重语言的传播方式。佛教还格外重视宗教活动的传播载体，四川是道教的发祥地，而佛教在四川阿坝藏区的传播也仿效道家开光做法的形式，举行一些法会、祭祀、祈福、节日仪式等宗教活动进行宣传佛法、佛义，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能够吸引大量的民众参与其中，使广大民众在内心产生强大的信仰震撼，进而强化佛教的传播效果。

（三）传播客体的对比分析

儒学在阿坝藏区传播客体主要是政治官员、社会知识分子及其家庭成员。政府官员主要包括从事藏汉政治交流的官员、掌管政治教化的官员，学习儒学、宣传儒学既是他们的政治任务、也是完成任务所必备条件，所以在这一群体中的传播效果是最好的，但其传播范围狭窄，受众数量十分有限。社会知识分子包括两种群体，一是专门从事社会教育的人士，二是与儒学有所接触并产生浓厚兴趣的社会人士。他们亦或对儒学理论有所研究，亦或对儒家道德学说有所认同，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内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并把儒家理论和道德学说运用于家庭教育中，从而也对家庭后代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家庭式的传播方式效果十分明显，其影响力的持久性和深远性也是非常巨大的。

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客体主要是寺庙里的宗教人士、社会佛教信仰人士以及佛教信徒的亲人、朋友等。寺庙里的宗教人士既是佛教传播主体，也是传播客体，他们专门从事佛教理论的研究，并通过一些宗教活动来进行佛经讲授、佛理辩论、佛法宣传等。社会佛教信仰人士既包括政治统治者，也包括中下层社会民众，有的出自于佛学理论的学习，有的纯粹为了追求信仰，有的为了找到一种思想依托和精神慰藉。不管其目的如何，他们的宗教行为对于佛教的传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他们对家庭亲人、亲朋好友和周边人群所产生的影响力格外巨大，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这便是佛教得以在阿坝藏区民众间深入而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

三、儒学、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启发

（一）对马克思主义在阿坝藏区传播主体方面的启发

第一，应该继续强化党和政府在阿坝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在现实社会，一定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都要根据自己的意志，努力将社会舆论调控、引导到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方向上来，这种‘符合’就是相对于该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的‘正确’”。^[4]儒学在阿坝藏区得以深入传播，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推行密不可分。由此可见，强化党和政府在阿坝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政治引领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选择一批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工作者从事政治教育。宣传者本身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素质在宣传工作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要注重思想素质和政治修养，防止功利主义倾向。佛教在阿坝藏区之所以得以有效传播，是以一种自觉的、主动的、纯粹意义上的去功利化传播。而长期在阿坝藏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工作者也应具有“信仰当先，革除功利；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献身精神，教育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学校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师德监控体制建设，针对“不敢讲”、“反面讲”、“乱说乱讲”的教师要采取批评教育、停课整改直至开除公职的处分。

（二）对马克思主义在阿坝藏区传播载体方面的启发

第一，建立传统传播载体与现代传播载体相结合的新型传播机制。所谓传统传播载体主要是指三类传播载体，一是实物类传播载体，比如报刊杂志、正规标语和书籍图画；二是语言类传播，家长教育、学校教育、亲友口头传播等；三是行为类传播，比如仪式、英雄感人事迹等。而现代传播载体主要是指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体等载体。现代传播载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对于偏远落后地区还不能实现，所以传统传播载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物类传播载体如报刊杂志、标语和书籍图画对于偏僻落后地区可起到很大作用，行为类传播载体如仪式活动、英雄事迹宣传可使共产党人在基层群众面前起到示范作用。

第二，挖掘、开发和利用具有民族特色的传播载体。就教育发展程度和地方性语言特点而言，挖掘、开发和利用具有民族特色的传播载体在阿坝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儒学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大量经典转化为百姓语言、经幡文字、石刻文字等等，其传播效果更加凸显。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要重点推进，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法律法规、思想教育等等内容也要及时翻译成当地文字，以便于即时传播和有效传播。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也应该在大纲的指导下，编写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教材。

（三）对马克思主义在阿坝藏区传播客体方面的启发。

第一，注重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的传播。儒学和佛教在阿坝藏区大众化传播中都十分重视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之间的传播，纵观世界其他宗教传播，也大抵如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植根于家庭道德，比如孝悌；佛教传播受众者较大程度上也是受家庭长者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多是在学校、单位、政治场合进行传播，家庭式传播、亲友式传播相对薄弱。

第二，社会精英传播与下层民众传播相结合。纵观儒学和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经验，其共同特点是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基层民众之间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虽然见效时间更长，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从目前一系列的传播机制来看，马克思主义传播更为注重社会精英阶层的传播，表现在政府公务员、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传播，其优点是抓住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群体优势，传播时间大大缩短，从很大程度上抢占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传播的制高点，但这种重短期效果的功利主义传播方式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应该将社会精英传播与下层民众传播紧密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阿坝藏区的大众传播、持续传播和高效传播。

参考文献：

[1]姚洪越.佛教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2]崔海亮.从佛教的世俗化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3]刘俊哲.论儒学与藏传佛教在藏汉两地之间的互动传播与相互影响[J].民族学刊,2014(2).

[4]张勇锋.舆论引导的中国范式与路径——“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新探[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