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明王朝在松潘藏区的统治措施

冉光荣

【摘要】明王朝在四川松潘藏族地区设松潘卫，正德《四川志》载:“本卫东西广六百七十里，南北袤一千六百里。东至龙州界一百九十里，西至牟力结吐蕃草地界四百八十里，南至叠溪守御千户所二百里，北至陕西洮州卫界八百六十里。”面积辽阔，地跨川、甘两省。生活在这里的民族主要有藏族，此外还有羌等少数民族。松潘卫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西蜀之重镇，诸番之要区，西番之咽喉。为此，明王朝曾大力经营松潘地区。本文试图对明王朝在这一地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字】明王朝；松潘地区；四川卫所制

一

洪武四年，明灭大夏以后，便积极从事进兵松潘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在与松潘毗邻的龙州、茂州确立统治地位。洪武六年，“置四川龙州，以土官薛文胜为知州”，^[1]此即所谓松潘安抚使。在茂州则继续承认元时知州杨者七的政治地位，但局势并不稳定。洪武十年十一月，四川威茂土酋董帖里叛。次年，遂命御史大夫丁玉为平羌将军率军征伐。杨者七降，乃设茂州卫。在此基础上，明于洪武十二年进兵松潘。当时朱元璋采取以“抚谕为主，佐以军威”的策略。他说:“松潘僻在万山，接西羌之境，联岂欲穷兵远讨，而蛮酋屡为人寇，扰我边民，命尔帅师征之，不得已也。”^[2]由于松潘地势险恶，路途遥远，既不能实行屯田以养军，又难以转输餽运，驻兵留守极为不便。因此，朱元

璋并未有建置军卫之念。所以，当丁玉遣指挥高显筑城松潘，并请设军卫的时候，朱元璋还说:“肤闻松州山多田少，耕种恐不能赡军。若以人民供亿，则是因有用之民，守无用之地，非良策也。”^[3]后来，丁玉经过实地勘查，认为松州乃西羌要地，险恶之区，军卫实不可罢，朱元璋才答应设置军卫。但是，第二年即以“松州卫远在山谷，屯种不给，餽运为难，命罢之”。^[4]后来指挥耿忠再次强调松州为番蜀要地，军卫不可罢，朱元璋才下令恢复松州卫的建置，至是相沿不改。

洪武二十年，改松州卫为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都司管辖。自此松潘地区的卫所制度被肯定下来，而且不断得以发展。

二

明代前期，明王朝对松潘卫的建置极为关注，对其不断进行调整。宣德初年，松潘卫指挥吴玮奏:“松茂地临生番，近尝窃发，而松潘卫旧有三千户所，茂州卫只二千户所，地方广远，兵力寡弱，控制为难。且山高谷深，道路修阻，碎有缓急，通报不易，请增兵设站为便。”宣宗命四川总兵官都督陈怀覆勘后，乃于宣德四年正月，命“增置松潘卫前千户所，调利州卫前所宫军实之。茂州卫前、后二千户所，调成都中卫左、宁川卫后所官军实之。设小河千户所，调成都前卫后所官军实之。设溪子、叶棠、松州、三路口四站，拨军二百人及马给递”。^[5]

尤为重要的是，在松潘各地建筑卫所关堡驻兵防守。在有的关堡内还附设骆站，以传送消息，转输粮响。如永乐四年设松潘卫镇夷关，天顺元年设镇夷堡，九年设平夷、靖夷、普安三堡。这种建筑关堡的活动，到明代后期仍不断进行。在松潘地区建筑的关、堡、墩台共八十七处，戍守官兵达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四名。^[6]

松潘通往内地的大道有两条。东路:从松潘向东北行至望山关，通羊思、北定、腊梅等番，东行至龙州宣抚司。南路:从松潘到叠溪千户所。

松潘城池的营建始于洪武年间，为徐凯建造。城高二丈六尺，周九里七分，原系土墙。该城曾多次扩建。正统时，御史寇琛拓城，城跨崇山(即西岷顶)，“垣周九里七分三丈五尺，隆深一丈九尺，广三丈。开五门:东曰觐阳，南曰延熏，西曰威远，西南曰小西门，北曰镇羌。嘉靖时，总兵何卿复于城南建外城二里七分，计四百二十四丈七尺，高一丈八尺。门二:西曰临江，南曰安阜。”^[7]外城又曰新城，驻扎守备官军，旧城则住本卫官军。松潘城垣壮观而坚固，一直保存至今，是明代的重要历史文物。

松潘附近的重要据点，如小河千户所、平番营、漳腊营等地，亦修建城堡。

松潘卫是松潘地区最重要的统治机构，其官员设置常有变动。现择其要者略加叙述。

总兵官的设置。《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载:“先年设兵备提督侍郎、都御史。成化初改设按察司副使，总理松茂兵粮。后因南路梗塞，松茂不相通，又龙州相去辽远，分设松潘威茂安绵道兵备。又设镇守总兵官，以侯伯都督充之，挂平蛮将军印。成化初改分守副总兵，协守左右将军，南路东路二游击将军，俱以都指挥充之。”总兵等之设起于何时，并未作交待。又《宣德实录》载:宣德二年“命都督同知陈怀统充总兵官，都督佥事刘昭充副总兵，都指挥同知赵安充左参将，都指挥佥事蒋贵充右参将。”^[8]可知总兵、副总兵之设，在宣德初年已经存在，也许就是在宣德二年开始设置的。因为此前松潘千户钱宏曾谎报藏民劫掠，因而酿成了松潘地区藏族、羌族的大规模暴动。明王朝是在空前的军事镇压的行动中设立总兵官的。

总兵之下为左右参将。左参将主松潘东路(松潘至龙州)，驻小河千户所。右参将主松潘南路(松潘至茂州)，驻茂州。总兵则居中策应。

参将下有游击将军。一驻叠溪巡视威茂，一驻龙州巡视松龙，年终彼此互巡。

设置巡抚以专理军务。弘治元年兵部奏:“四川松播番夷杂处，窃掠不常，旧有专设巡抚官，近年革去，止令腹里都御史兼之。今地方多灾，恐生他变，请增置巡抚一人专理军务，抚治地方”。^[9]是年，以都察院右副御史童轩提督松潘等处军务兼理巡抚。“督领本处官军，修理城池，整饬兵备，操练军马，抚治番夷。副总兵、参将等官俱听节制”。^[10]以提督之名代总兵，此前已有之，如正统十一年寇琛提督松潘兵备，景泰元年罗绮提督松潘军备。但总兵之称尚未消失。可是弘治元年以后，松潘军镇即不再有称总兵者。

围绕总兵或提督的地位、权力，在有关政治机构方面发生了不少变动。“巡视四川都御史兼理松潘茂安等处防务”的任命即是一例。成化十二年四川按察司佥事林璧上奏说:“比设参将二人分守威茂，凡遇寇警，彼此异谋。虽有兵备副使一人，然兵粮之计动禀上司，千里往来缓不及事。……虽有都指挥一人龙州备冬，一人安县守备，然不据要地，又不属总兵、兵备统摄，俱肆志偷安，莫肯自效。”^[11]左右参将管辖范围之划分，原有许多不当之处，如神溪、土门等六关距小河千户所极为遥远，而与茂州不过数十里，可是却由前者统辖，后者无权过问。结果是“猝然有警，难于应援”。为了协调左右参将的行动，需要总兵加强统摄。另外，松潘卫附近之龙州、安县、茂州等地常置都指挥使，他们不属松潘总兵管辖，但在军事上又要配合松潘卫所的行动。而且松潘卫远离成都，如果“临敌禀令制府，千里请战”，在军事上必遭失败。这一切都要求松潘卫的总兵必须位高权重，方能适应形势之需要。因此，明代前期多以高级官员镇守松潘。如右佥都御史寇琛、刑部左侍郎罗绮等。他们的权力很大，“凡兵粮赏罚之权，攻守抚捕之计，皆得便宜而行，故各有绩”。其后，镇守松潘官员品级日低，竟以兵备副使来居中调度。由于事权轻，参将异谋，邻州观望，以致“松茂等边失守，故番贼得越入安绵、石泉、江油境内，长年流劫，莫可御防。”因此，林璧建议:“或命就巡抚四川都御史兼理，或别选大臣一人专理松潘、茂安等处防务，令总兵、兵备以下咸听节制。庶几职任崇重，可责成功。”结果“敕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张瓒兼理松茂安绵建昌等处防务”。^[12]张瓒到任后，“审度形势，改大坝旧设副使于安绵，而令副总兵尧彧军松潘，参将孙暠军威叠，为夹攻计。乘间修河西旧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桥栈道，军获安作，转铜无阻。”^[13]

这种局面并未得以保持，三年之后又以按察司佥事戴宾为副使，整饬松潘兵备。巡抚右副都御史孙仁奏称:自洪武初年以来，“所遣皆重臣名将。正统天顺间，奉命镇守皆侍郎御史，职位尊崇，故威令易行。其后……率以副使整饬，较之侍郎、都御史，职位既殊，事多掣肘。今见调佥事李廷璋于此整饬兵备，则其职位与副使又有不同，将来行事，尤为掣肘。”^[14]镇守松潘卫官员品级渐趋低微，表明明王朝对松潘防备的日益懈弛。与此同时，卫所制度随着军屯制的破坏、边将的贪暴，慢慢动摇乃至解体。于是明王朝在松潘地区的统治严重地削弱。

三

明王朝在建置卫所制度的同时，还大力推行土司制度。《明史·四川土司一》载:洪武十四年“置十三族长官司，秩正七品。”十三族长官司为勒都、阿昔洞、北定、牟力结、蛒匝、祈命、山洞、麦匝、者多、占藏先结、包藏先结、班班、白马路。“其后复隶松潘者，长官司四，曰阿思、曰思囊儿、曰阿用、曰潘斡寨，安抚司四，曰八郎、曰阿角寨、曰麻儿匝、曰芒儿者。后又以思曩日安抚司附焉”。松潘地区的安抚司、长官司一直延续到清代，有的发展壮大，颇具影响，举例如下。

阿昔洞，今若尔盖县北河西乡。洪武二十一年“朵贡生番则路、南向等引草地生番千余人寇潘州阿昔洞长官司，杀伤人口。指挥周助率马步军同松潘军讨之”。^[15]宣德三年，阿昔洞长官舍人朝贡，被赐与纱、綵、币等。^[16]清初尚有阿昔洞千户所，管辖十一寨。

祈命，今松潘县水昌乡祈命寨。宣德三年贡马，五年禅师出儿轮等贡马，六年攻北定、新唐等关。正统四年商巴举兵反抗。后因人口增殖，祈命、商巴分立，故清初有祈命土千户，辖十一寨。商巴土千户，辖商巴、下商巴、八郎等十寨。

麦匝，今黑水县麦扎乡。宣德三年朝贡，正统七年曾发生暴动。清初有麦匝土千户，辖十五寨。

山洞，今羊峒。永乐二十二年贡马，正统七年与麦匝等暴动。清初有三舍羊峒土百户。此外尚有羊峒前山三十八寨，中羊峒隆康等十八寨，下羊峒边山等十五寨。

此外，牟力结、占藏光结、蛒匝、北定等均有相当影响。

明代不断增设土司。如思曩日长官司，今南坪县北部。洪武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来归，进马百三十匹，命给金铜信符并赐绮袭衣”。^[17]正统十一年“设四川思曩日安抚司，以头目阿思观为安抚。......先是阿思观文端葛，洪武中归顺，朝廷给与金牌，令抚番人。”^[18]但是，端葛被封何职，已无记载。只知阿思观“能招抚生番，累有边功”，故予晋升“特置安抚司，以授之职”。^[19]思曩日长官司进而为安抚司。

此外永乐五年设杂谷寨安抚司和达思蛮长官司，十五年设八郎安抚司。正统年间又命寨首多儿者少为芒儿者安抚使，酸南占藏为阿角安抚使，沙卜林占甲为潘斡长官司长官。^[20]这些土司原则上三年一贡，朝廷依例赏赉。

明王朝曾打算利用土司，在松潘地区建立赋役制度。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敕谕松州卫指挥佥事耿忠:“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定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耿忠回奏说:“臣所辖松潘等处安抚司各族长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以供摇役。”^[21]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明王朝在松潘地区推行赋役制度的企图未能实现。

松潘藏区和明王朝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茶马贸易上。洪武十四年“四川松茂州三卫以茶、薑、布、纸易马送京师”。^[22]“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23]松潘行茶引，向未定额。隆庆三年，“边引四千道行销松潘”。^[24]但是，这种茶马贸易，是服务于军事的需要，是控制松潘地区的一种手段。即所谓“西陲蕃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尽之，易马以酬之，以制蕃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蕃篱。”^[25]以此之故，明王朝严禁贩运私茶。

明代对松潘地区着力于政治、军事的统治，同时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花了很大功夫。利用藏民信奉喇嘛教习惯，扶持僧侣，以达到“因俗以治，俾相化导”的目的。

喇嘛在藏民心目中威信极高。阿昔洞人说:“我西番大小二姓为恶，杀之不惧，醢之不惧，国师喇嘛在中劝化，则革心信服，从善演教。”^[26]宣德六年，在松潘地区设僧纲司，置都纲、副都纲各一员。任命著名僧人为“国师”、“禅师”。正德《四川志.西番风俗》载:“夷俗尚异端，故于松潘复立番僧二人为国师，曰商巴，曰绰领。二人为禅师，日黎巴，日完卜。商巴事道，黎巴事佛，皆授银印，令抚谕之。”可见他们不仅主持宗教事宜，而且具有统治地方的权力。

明王朝对有“导化”之功的僧人，均加封号，并予升级。如正统五年“官番僧林占、王正为善化禅师，离叭喇嘛为崇善禅师，给银印、赐勒并衣帽。”^[27]景泰七年，升禅师智中为国师、都纲远丹藏为禅师。成化二年，以西番禅师远丹藏卜为国师，都纲子嫦为禅师。

明王朝一方面利用喇嘛为其招抚政策服务，如正统七年，麦匝、山洞、阿用暴动，令国师罗只儿监藏前往告谕，“晓以祸福”，^[28]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明王朝的军事活动也多借助于喇嘛的帮助。永乐初，金川寺僧哈衣麻衣因防御黄毛番有功，赐号金川演化禅师，授银印，传徒世袭，管寨十五。正统六年，都纲桑儿者、先给结因充当响导“及通报军情有功”“量加慰劳”，并令在本地建立寺庙。^[29]正德时，为保证运送军粮和商贾的安全，曾命官军“会同番僧喇嘛逐程护送，......量给茶、酒、布匹以抚恤之”。^[30]

除喇嘛教外，明王朝在松潘还大力提倡佛教和道教，修建许多佛寺和道观。佛寺如洪武二十六年建的大悲寺，正统十年勅颁佛经，并建藏经阁，嘉靖时建太平寺、圣明寺以及崇祯时期的报国寺。道观有洪武时修建的玉虚观、赤松观，万历时的东岳庙、黄龙寺等。

为了灌输封建文化，明王朝在松潘创办学校。“使民夷子弟皆知读书，则礼文兴行，民俗归厚”。^[31]松潘卫学和“筹边书院”建于景泰年间。为了充实卫学的经费，弘治时都御史童轩置学田于城东。后来学田被水冲毁，“万历间兵使杨一桂复于县南红花屯隔岸置学田，每年收麦租二石有奇”。^[32]

不少内地知识分子来此传授文化知识。其中比较知名的人士有李逢年，雅州府人，卫学教授；穆世楷，雅州府人，贡生；高尚年，夔州府人，贡生。卫学培养了不少“多识治体，晓畅边务”^[33]的学生。

明王朝在松潘地区推行卫所制度和土司制度，扶植当地宗教，重用藏族僧侣，设置驿站，开发交通，建立寺庙，创办学校，其本意自然是维护其在松潘这一战略要地的统治，保证西南疆土的安全。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松潘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改变松潘落后闭塞的状况具有相当作用。

四

明王朝在松潘地区的统治基础是卫所制度，随着卫所制度的动摇，明王朝在松播的统治也日趋削弱。

明初，松潘卫即实行屯田“以裕兵食”，“迨后改兵为民，屯田遂废，屯粮亦无可稽”。^[34]驻军的粮饷便成为严重的问题，全靠内地解运。松潘地处穷山恶水，石泉、坝底、尤州皆羊肠一线，輓运十分艰难。为解决军粮，明统治集团曾设想和采取种种办法。如宣德初“定拟餽送以十分为率，民运七分，兵运三分”。士兵既要守堡、作战，又要负运粮饷，必然影响其战斗力。弘治元年实行奖励输粮之法，将军粮“输入边境者，每石增给脚价银，折盐二引，即于四川盐课司存积盐内支给。其输米至三十石或银五十两者，给冠带荣身。输至三百石者，亦先给冠带，至年丰如数赏之”。^[35]到正德四年，四川守臣又提出了新的设想，主张实行招抚的办法。即由“每寨择其众所信服者立为牌头、老人名色，就令管束诸蛮。凡遇粮夫使客商贾经行，并官军送哺往还，各会同僧番喇嘛、宫军逐程护送。朔望赴所辖卫所，听参将兵备官查审，用命不用命，量给茶酒布匹以抚恤之”。^[36]这一办法看起来比较明智，但没有材料证明有过推行。实际上，卫所对土司所管各寨本无干予之权。至于喇嘛，虽然部分接受封号，但是还有不少喇嘛对明王朝抱对立态度。因此会同牌头、喇嘛护送军粮之策，难于付诸实践。

上述办法俱无明显效果，明统治集团只能是“东路往来者必用钱买路，……幕府月取军粮买酒，布与番人，名赏番，其实买和也”。南路“番蛮不时据险截人行，名曰架咀。故行者必以钱买路”。“须南行者，多具银货买路方行”。^[37]给运送粮饷造成很重的负担。问题还不是到此为止。历经千辛万苦运来的粮饷，竟无官监收入仓，反被官吏贪污中饱。

卫所给养不能保证，卫所制度因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动摇起来。使明王朝在松潘的统治地位陷于严重被动的局面。孝宗皇帝对此十分焦虑，他说:“四川松潘远在万山之中，所管威、茂等州，叠溪等处，与番夷巢穴杂处。粮运经行多被阻截，往往剋减军粮，置办酒食布匹，犒劳买路而复得进。其守备等官，不能宣布朝廷威德，抚驭无方，以致番人轻视，聚众劫掠军民，攻围关堡。近闻四川荒旱，军饷缺乏，万一戍卒逃散，孤城失守，地方贻患，可谓寒心。”^[38]但是明王朝拿不出疗治的办法，松潘卫只能是愈发腐朽下去。

松潘卫在高级官员任职在镇之时，能够凭借官员的权威协调各方。后来在镇官员品级降低，松潘卫固有的矛盾显露出来，与此同时，一些必要的军事机构被撤销，必要的军事活动无形终止。如东南二路原有游击将军往来于中，每年二、八月“潘松总兵与茂州参将会议一次，松潘兵备会议一次，每会皆游击率兵与偕，军威犹振”。后革去游击，“巡抚官以用威慑为启衅，遂事持重，不事巡理”。^[39]松潘卫的机构既不健全而且又陷入局部瘫痪状态。而粮饷困难又使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松潘卫的官军，则千方百计设法调离，甚至“多嘱人伪告贼罪，改调别卫，以图自全”。^[40]不惜以犯罪的名义，达到脱离松潘卫的目的，其腐朽可想而知了。

为了维持松潘卫不致立即解体，明王朝对官军的不法行为，只得迁就和容忍。正统十二年四川监察御史严颐奏称指挥佥事王杲、高广奴役士兵，占人田园，怯儒无能，请置诸法。英宗竟以正值“有事之秋”，而宽宥之。次年，指挥丘义又奏王杲不能安边并贩卖私茶。巡按御史要求逮治，但英宗“诏特宥杲”。正统十四，终因王杲劣迹斑斑，激起民变，才不得不加以究治。迁就和宽容，助长卫所军官的贪暴，卫所制度日益腐败。

由于军官的苛虐、粮饷不济，松潘卫所的士兵处境十分悲惨。早在永乐时期，他们已处于“饥者待食，朝不保夕”的境地。宣德年间，“松潘叠溪诸处仓粮支销迨尽，别无储积”。正统十五年都指挥赵得言:“松潘边地苦寒，洪武时军士岁给棉布三匹，棉花三斤。宣德以后始折半给赐，近又三岁一给，军士贫窘，”^[41]衣食两缺，只好以借“番债”度日。由于债负如蝟，不得不替番人种田以抵债。以致“成都五卫班军释锄充数，有名无实”。^[42]有的士兵则外出经商。难怪有人说:这些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欲望其竭力御敌，难矣!”^[43]

对四川唯一的“纯乎边者”的松潘卫，明初统治者对它的特殊性虽有相当认识，但除采取一些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外，提不出更为妥善的办法。当明王朝整个统治形势稳定的时候，松潘地区也较为平静，松潘卫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卫所制度的动摇，松潘卫种种矛盾更为尖锐。一方面是卫所军事力量的削弱，另一方面是民族矛盾激化，藏羌等族人民反抗斗争不断爆发。“西陲重镇”成为四川沉重的包袱，大量人力、物力的损耗造成了统治力量的空虚，以致“奢安之乱”、“播州之乱”连续出现。可以说，四川是明王朝统治最早动摇的地区。这也是明末农民战争在四川特别活跃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