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走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宏开刘光坤

首先，感谢阿坝州邀请我们到这里来参加此次活动。阿坝在我们学术成长道路上有太多太多的经历值得回顾，有太多太多的坎坷值得回忆，有太多太多的温馨值得汲取，有太多太多的感动值得永远牢记……。有许多场景无数次在梦里出现，无数次田野调查事实在文章中再现。在这里我们洒下了汗水和青春年华，也收获了成果、友谊和爱情……

一、我们在藏羌彝走廊发现许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藏羌彝走廊地区自秦汉以来散居着除羌和普米以外的10个藏族的支系，他们是嘉绒、拉坞戎、尔龚、木雅、扎坝、却域、贵琼、尔苏、纳木依、史兴。其中尔苏语的3个方言最近国内外有人认为是3种独立的语言。根据长期语言特点的比较分析，他们都属于羌语支语言的使用者。操这些语言的祭师们除了羌族的释比、普米的韩归外，还有贵琼的公嘛、尔苏的沙巴、纳木依的帕孜、木雅的司迦悟等一批原始祭祀文化传承者保留至今的经书、卦历、神路图等一大批文献。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口传文化和历史记忆，是人类宝贵的记忆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挖掘和保护这些珍贵的记忆遗产，已经成为当今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度立项的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字及其文献抢救、整理与研究》（批准号为10&ZD123）。该项目由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和孙宏开共同主持，有多个子课题列入该项目开展调查研究，包括纳西族东巴经书译注、普米族韩归经书译注、羌族释比经书《刷勒日》译注、彝族他留经书译注、壮族坡芽歌书译注、水族水书文献译注、尔苏沙巴经书译注、木雅经书译注、纳木依帕孜经书译注、贵琼公麻经书译注、木雅司迦悟经书译注等10多个子课题。

解放初期，这些保存经书的祭师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往往当作迷信活动的传播者被歧视。“文革”中，这些保存经书的祭祀者们再一次遭受劫难，他们往往被当成“牛鬼蛇神”加以批斗，他们正常的宗教活动往往被当成“迷信”而加以禁止，他们手里残存的经书往往当成“四旧”加以没收、焚烧，以至于一些祭祀者们不得不将这些经书藏在山洞里、阁楼上，有的甚至深埋在地下。

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各条战线陆续清算了极左路线。过去被当成“四旧”的东西，包括宗教活动时使用的经书在内，也陆陆续续恢复了名誉，人们从山洞里、阁楼上把这些长期不见天日的珍贵文献又请了出来，恢复了正常的祭祀活动，以至于我们这些民族语文调查研究者们能够一睹为快。

差不多与此同时，结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1976年～1982年，我们在这一带新发现了9种过去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期未发现或者未深入调查的语言，他们是贵琼语、木雅语、尔苏语、扎巴语、却域语、纳木依语、史兴语、尔龚语、拉乌戎语，更深入调查研究了这些语言内部的方言差异。费孝通先生高度评价了这一带新发现的语言和族群，他在《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一文中说：“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1]费先生根据语言学和民族学调查研究的新成果总结出的“藏彝走廊”理论，成为近10多年地区研究的一个热点，成为境内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研究者们的乐园。

费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原意是要研究夹在这条走廊中间的许多未被识别的族群。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些刚刚发现的一些语言，都与已知的羌语、普米语和嘉绒语非常接近。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就已经提出了羌语支语言的学术观点。这些新发现语言，仅仅进一步丰富了这条走廊的外延和内涵。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写的《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六江流域的藏缅语及其谱系分类》等文章，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详细报道这一地区新发现的成果开展的。

二、这些新发现的文化遗产的价值

通过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取得的初步成果所提供的线索，我们从这一带操各语种语言的祭师们手里保存的经书入手，请他们讲解经书的基本内容，然后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进行对译和意译，以保持该经书原汁原味的面貌。通过初步研究，我们认识到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

语言学方面的价值。我们在这一带发现的经书，大都是祭祀者祖祖辈辈保存了许多代人流传下来的。有的说有20多代，有的说有10多代，还有的说他们与诸葛亮打仗的时候就有了。有的像图画，有的已经步入文字门槛，还有不少是用藏文符号记录的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的也夹杂有许多图画。在记录和翻译各族群经书过程中，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语言和方言的基本特点，记录2000～3000个常用词，在这个基础上整理出这个调查点的语音系统，并大体了解这个语言的基本语法特点，否则无法翻译这个语言经书的意义。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掌握了这个语言各个子系统的结构特点，揭示了这个语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为语言学提供了一份新鲜的资料。

文字学方面的价值。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历史上各民族的祭师们为了将自己认识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记录下来，以便从事祭祀活动的时候提示自己，开始用图画来帮助自己的记忆，久而久之，图画逐渐简化，形成了图画文字。本项目涉及的语言文字有彝语支、藏语支和羌语支的语言文字，记录宗教活动的文献有藏文、彝文、纳西东巴文等已知文字，新发现的文种有尔苏沙巴文、彝族铎系文字等比较原始的文字，还有羌族的释比图经等。这些文字有的有悠久的历史，如藏文、彝文、纳西东巴文等，有的是近几年才陆续解读，性质也比较原始。从文字的性质来看，多样性显而易见，有比较完善的拼音文字，如藏文；有比较系统的表意文字，如原有彝文（或称老彝文）。更多的是比较原始的图画性质的文字，如纳西东巴文和尔苏沙巴文等，还有完全图画性质的长卷羌族释比图经《刷勒日》。从图画到图画文字再到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我们看到了一条非常丰富多样的文字产生、发展和演变链，展现了一幅文字从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的学术画卷，成为研究文字产生普遍规律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此外，从文字学的角度看，什么样的图经算文字，什么样的情况只能够算图画，也就是说图画与文字的界限与区别在哪里，这一带的许多文献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研究的实例。

宗教学方面的价值。执行这个项目，开展广泛调查研究过程中，课题组接触到的有藏传佛教和藏族的苯教，更多的是原始多神教和大量的自然崇拜，包括彝族的毕摩、羌族的释比、纳西的东巴、普米的韩归、尔苏的沙巴、纳木依的帕孜、贵琼的公麻，以及他们保存的大量经书，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接触到许多祭师们的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许多带着一定的神秘性，拨开某些迷信色彩的东西，我们不难发现大量通过宗教祭祀活动表现出来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在驱鬼祭神的各种活动中，又展现出一些民间治病的一些技艺和秘方。几千年来，他们就是依靠这种活动慰藉人们的心灵，医治人们的疾病，抚慰人们的伤痛。在仔细研究他们古老的经典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经典包含了一些模糊的哲理、人生的经验和度人苦难的精神安慰。这些经典反映的仪轨既受藏传佛教尤其是苯波教的影响，也有许多汉族佛教的渗透，尤其受汉族六十甲子思想的深刻影响。

历史学方面的价值。我们从祭师们娓娓道来的送魂经中，从许多包含在经典释读的历史故事中，分析出他们经历过大量族群迁徙、征战以及与自然界灾难抗争的经历。虽然这些文字中包含着一些荒诞不羁的情节，但是，剥去一些离奇古怪的神话，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史料，与正史记载的史实相应证，使我们打开了了解这一带族群历史来源的另一扇窗户，尤其我们从分析这些族群使用语言的分化情况，远近关系的情况，互相接触的情况，向我们提供了大量解开这一带族群历史来源的重要证据。

考古学方面的价值。本项目调查研究的是居住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各族群所保留的文字及其文献，在这一地区，近几十年发掘了许多遗址，其中包括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营盘山遗址等，这一地区还是古蜀道的必经之地，也是藏缅各民族迁徙的走廊，目前居住在这一带的族群多数是使用羌语支语言的族群，根据正史记载，他们应该就是周秦以来在这一带定居的古氐羌的后裔，他们经过了大浪淘沙，保留到现在，他们与早先居住在这些遗址的人群是什么关系？纵观西南地区的族群，基本上是汉族与藏缅语族两大族系，而藏缅族系是这一带最古老的族系之一，他们曾经通过这条民族走廊向南、向西迁徙，一直到喜马拉雅南麓，形成现在定居在喜马拉雅南麓的200多个藏缅语族各支系。因此对这一带语言文字及其文化的调查研究，对于解开许多考古之谜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

文学方面的价值。在记录和解读文字和文献的过程中，我们记录了大量诗歌、故事、寓言、神话、历史传说、唱词，有些神话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引人入胜，不亚于西游记；有的叙事长诗不亚于藏族的格萨尔，有描写征战的，有描写爱情的，有战胜邪恶的，有歌颂真善美的；有的寓言，哲理丰富，令人回味无穷。我们边调查，边感慨，这些文学素材，也许是制作动漫的好思路、好素材。创作这些文学素材的，是根植于民间并经历了千千万万个苦难的劳苦大众，他们仅仅依靠自己最原始的记录方式——图画或类似图画的文字，有的靠口耳相传，一代一代延续至今。今天，发掘这些埋没了多少代的文学作品，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价值。分布在这一带的族群，其中多数是依附于大民族的一些小族群。费孝通1980年发表的关于民族识别的那篇重要文章，以及同时期国家民委一系列有关民族识别的文件，没有能够把他们推上中华民族之林的舞台。但是他们的历史、文化是无法也是不应该被埋没的，近几年大量境内外民族学与人类学学者的调查研究，陆续揭开了蒙在他们的头上几千年的面纱。他们的建筑、他们的服饰、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节日、他们的喜怒哀乐，一切的一切，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有权利坐进中华民族多彩文化大家庭这个园地中的一席之地。

保护非遗方面的价值。语言文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密切关系，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看法，语言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要记录的这些文献承载着这一带族群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作品、表演艺术以及大量记忆遗产，我们把这个课题叫做濒危文字及其文献保护研究，主要出自于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我们要调查研究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新发现的小语种，使用人口不多，而且越来越少，有的已经处在极度濒危状态；第二，几乎所有的宗教文献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经过多次劫难，保留至今，已经实属不易。原文献持有者几乎都已经过世，他们的后代能够释读这些文献的祭师已经越来越少，有的文献已经无人能够解读。因此，记录、释读这些经典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情了。否则记录该文献的语言消失了，能够释读这些文献的祭师过世了，这些文献也就成了废纸一堆。

文献学方面的价值。这些文献的存在形式有纸质、木质、皮质、石质；版本有本装、蝶装、摺装、散装；年代学方面更是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推敲的空间。

三、要保护和传承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习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

如何传承与保护？首先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明确的定义。对于保护对象也有具体规定：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3]

我们现在要保护和传承的几乎包括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对象的第一条至第四条。接着下来的是如何保护和传承？第一是记录。这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记录有多种方式：用笔记、用现代化音像设备记录，这样做了以后，仍然要做整理。否则，过了若干年以后就不知道记录的究竟是什么内容的东西了。第二是活态保护。首先要保护好传承人，这是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对年事已高的要采取特殊措施。第三是传承和传播。要有传习所，要有接班人。好在现在国家对非遗保护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用好。该挖掘的挖掘，该申遗的要做好论证的工作，该整理上报的要及时整理上报。第四是做好研究工作。习总书记说“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导。”这需要我们做艰苦的研究工作。把激励我们精神生活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弘扬起来。第五，要有文化自信。习总书记最近告诫我们：“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我们一定要站在文化自觉的高度来把握并做好此项工作。

费孝通晚年对民族关系从哲学的高度提出16字方针，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今天我们在保护各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也要有各美其美的自尊和自信，美人之美的互敬和互爱，美美与共的依存和胸怀，天下大同的共荣和目标。

最后，我们要声明一点，长期以来，我们是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身的，近几年才陆续关注文化、历史、考古方面的话题。今天在这里说的也许是外行话。不对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