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走廊中的道路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张曦

前言

正是有了两百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移动，才有了诸多古人类的遗迹，也正是有了5-10万年前智人的移动，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类。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单位中，人类的历史就是移动的历史。在当代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人类的移动更是成为了十分平常的行动了。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路的形成还有另一个侧面，就是行走动作重复的时间性积累。藏羌彝走廊当然超越了一般道路的范畴，可以认为是诸多单纯的人、物流动的道路的综合。诸古氐羌系民族的南下所形成的主要通道上，其实也包含了诸多往往复复的北上，在走廊的北端及南端呈现得更为明显。就川西平原与青藏高原东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乃至于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都有着具体道路的交通。就走廊形成的地域空间而言，具体的道路的深入研究其实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地域文化的变迁。

一、社会科学中的道路研究

有关道路的人类学研究，大致可以从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liford）的“旅行文化”（Traveling Cultures）研究说起。1992年詹姆斯·克利福德发表了“Traveling Cultures”一文[1]，文中认为在自己不熟悉的异文化环境中旅行时，旅行者可以通过向导、助理、翻译、司机等所谓“充分的基础设施”（well-developed infrastructure）来获得相对的舒适及安全。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者与自身的身体也可能变成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一部分。詹姆斯·克利福德也承认自己的这种看法受到了法比安（J.Fabain）的影响。而法比安在1986年的著述《语言与殖民权力》（Language and Colonial Power）强调的是在理解沙巴（shaba）工人的文化时，需要从对语言使用的交际（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以及认知（民族语义ethnosemantic）的两个方面的来分析。法比安的确是将旅行作为文化比较的术语来看待的。并且关注到了旅行（travel）的历史性污点（historical taintedness）、以及其与社会性性别、种族性身体、阶级特权、具体意义上的的交通工具，常规道路，代理人，边界，文书等等[2]。

1998年伦敦大学的哈特英克（JohnHutynk）（Goldsmith’s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对克利福德的旅行文化论提出了质疑，其并不认同因为有了所谓精致的小册子式的研究就会使得人类学会变得比前更有趣味[3]。纽约大学的普拉特（ Mary LouisePratt）在1992年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帝国之眼：旅行记与文化嫁接）一书中主张过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的公众正是通过阅读各类旅行记，才产生了对于欧洲之外的国家及地域的好奇心、冒险和道德狂热。2002年她再次主张在旅途中，意义的交差（traffic in meaning）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其实是两种或数种语言的自我增幅[4]，也即是说旅行也是自我增幅的过程，这也是哈特英克论述的再细化。

毕业于牛津大学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社会人类学者拉塞尔（Andrew Russell）在一次尼泊尔的田野中正好与一家亚卡族（Yakkha）人共同渡过了36个小时的旅途，2007年他将这段故事作为案例写出，最后认为，克利福德主张的“强有力”（strong）的“实地考察作为旅行实践”（fieldwork as travel practice）的形式，比他“软式”的建议“路线”（routes）和“根源”（roots）一起研究更加困难[5]。

2009年乔治梅森大学的斯尼德（James E. Snead）、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里克森（Clark L. Erickson）以及达令(Andrew Darling)共同编著了《移动中的景观：人类学视野中的小径，小路与道路》（Landscapes of Movement：Trails, Paths, and Roads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一书，综合性地论述了移动及道路的研究与许多知识领域相联系，涉及历史、地理、环境研究，特别是人类学和考古学。这些不同的领域，不仅提供了对基础设施更好的理解，而且还提供了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文化运动的文化表达以及小径、小路和道路反映文化的传统知识、世界观、记忆和身份。小径、小路和道路是整个历史中人类生活的组织要素[6]。

2010年美籍中国学者开始倡导“路学”（Roadology ）概念，其认为道路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影响，无论就其范围还是程度而言，都要比现有研究的涵盖面宽广复杂得多。如果我们要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复杂现象，就应该跳出单一学科的限制，不要拘泥于“道路生态学”、“道路经济学”、“道路社会学”的视域，而应该从跨学科的角度，对其影响做全面综合的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形成一门“路学”（Roadology）。同时认为路学的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文学的人文科学的途径，政治学、经济学的社会科学的途径与自然科学途径三者的融合[7]。

2015年哈维（Penny Harvey）与诺克斯（Hannah Knox）承接哥伦比亚大学拉金（Brian Larkin）的研究[8]，以秘鲁700公里长的26号公路和秘鲁北部亚马逊河伊基托斯和诺塔之间的一条长达100公里的公路建设为例，说明了作为“基础技术”的道路能够为当代社会关系的政治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道路的建设会引发社会转型，能够重新安排日常生活的空间，同时也为国家、工程师等专家的制度化治理形式创造出了空间。这两条道路为人类学民族志提供了切入点，也存在着多样的角色即国家、地区和地方官员、当地居民、“利益相关者”、军事和警察。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以及多元化的个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机构内工作的专家和专业人员，也是人类学研究的绝好对象。道路产生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分化，工程和建筑也涉及分化的政治。最终作者还认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会生成新的社会共同体（new social collectivities），作为均质性空间的国家的生成，反过来却生产出了地域社会的非均质性。道路建设并非是环境（自然·社会）的控制，而是自然与社会的异种混淆性要素的调整（coordination），也是政治性调整。包含着诸多不确定性[9]。

二、作为文化接触区的道路

在道路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在2012年年底做过一次概要性的整理。自1977年法国哲学家保罗·维西留（Paul Virilio）的“速度与政治”论（speed and politics）开始，逐渐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1996年有美国社会学者卡斯特(M.Castells)的“网络社会论”（network society）、2000年有波兰裔英国社会学者鲍曼（Z.Bauman）提出了道路的“流动性”（liquidity）以及“疲惫”（exhaustion）的概念、2007年有英国社会学者厄利(J.Urry)将流动·移动的概念术语化，2011年克雷斯韦尔(T.Cresswell)与梅里曼（P.Merriman）也继承发扬了厄利的术语化体系[10]。达拉克格罗与哈维这篇文章虽然是以人类学为题，并涉及到了民族志远景（ethnographic perspective）的眺望，但在文章的先行文献梳理中，呈现出的主要是社会学性质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诸多概念都被用在了道路研究中，也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学术刺激。

由上述综述可以看到，道路的社会科学研究内容日渐丰富，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然而道路的研究，特别是连接不同的异质文化社会集团时，首先面临的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拥有者的接触。再加上政治及资本所引发的中心·周边的问题，在道路中的确确实实存在的是复杂背景下的文化与文化的接触，这种接触既是过程论也是结果论性质的存在。因此，回归到1992年社会语言学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概念上，也仍然是有效的。地带（zone）的概念将线性的道路概念进行了扩展，也就是道路的两侧也被收进研究范围，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展，同时也是社会空间、象征空间的扩展。

在普拉特看来，接触地带（Contact zone）这样的社会空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相遇、冲突、格斗的场所，也是在支配与从属那样的极端的非对称性关系中，生出殖民地主义、奴隶制度等 [11]。地理性、历史性分离的接触地带，因道路的交差，各主体形成了空间性及时间性的共在（Co-Presence），非单纯的传播主义的说明、支配与被支配、征服与被征服，而是主体性的相互作用的呈现，并且是由此相互作用建构而出。权力的非对称关系的共在及相互作用，以及对其的理解及实践[12]。

日本东京大学色川大吉在研究日本的明治丝绸之路时，认为从东京都八王子到横滨码头“明治丝绸之路”与日本经济的状态密切相关。在火柴、棉花、轮船、火车都需要进口的明治时代属于半殖民地型的经济构造。然而正是在日本生丝大量出口的1880年开始改变。生丝80%出口美国、欧洲，换取外汇，也拯救了明治时代的危机，带来了八王子·五日市养蚕业的兴盛，也带来了鑓水商人的活跃，与此同时“丝绸之路”即日本的文明开化的道路。

      图1：日本的丝绸之路示意图[13]

日本的丝绸之路，一是与世界市场接轨的产业化之路，识字率的提升；二是文明化之路，有平等、民主观念的引入；三是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中内含矛盾之路[14]。非常明显的是微观的日本明治丝绸之路就是资本、信息、流动的人员与道路周边社会、文化相互作用下的主体性建构之路。

“藏羌彝走廊”的先行概念“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在1978年9月北京全国政协大会首次提出，随后也多次强调过。1982年4月在昆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费孝通先生认为“藏彝走廊”的范围是“川、滇、藏横断山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15]。1982年5月武汉社会学研究班的座谈会，费先生加入了“中南走廊”、“丝绸走廊”、“南岭走廊”以及“东北走廊”概念。并且以珞瑜地区的阿帕达尼人为例，将走廊范围扩大至“甘肃至喜马拉雅山南”，甚至到了“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地区”[16]。

1983年孙宏开先生以“川西民族走廊”为名，认为走廊的范围是“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到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印度北部的这一条狭长地带成为民族走廊”，并以南北走向的河流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为例，画出了走廊的大致的地理空间位置。

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羌彝族走廊中重要的通路就是都江堰市—汶川—理县—马尔康、都江堰市—汶川—茂县—松潘—九寨、都江堰市—汶川—茂县—黑水这三条道路。若论这一带的旅行写作，除过诸多官员、文人之外，董湘琴的《松游小唱》算是最有名气。董湘琴（1843—1906）名朝轩，又字湘芹，号玉书，清末理番厅贡生。1881年（光绪7年）受松潘总兵夏毓秀邀请入幕，溯岷江而上，行700里至松潘，留下了一卷《松游小唱》[17]。“三垴九坪十八关，一鼓一锣到松潘”[18]更是成了松潘段茶马古道的实际写照。《松游小唱》通过通俗的文字展示了岷江峡谷独特景观、山川形胜，历史、风土人情，尤其是还插入了16处民族风情的描述。诸如“红花屯，桃树满村郊。碉楼寨子，上插旗飘”、“夷人妇，装束怪，两个大锡圈，当作耳环戴。青布缠头，红毡腰带，白衣黑裙大花鞋，别有一番气派，可为万国人种图上载”，这些都是董湘琴的交通线上点与点的移动中所获得的直接经验的呈现，还带有文化中心主义（cultural centrism）思想色彩。

图2：大学生边疆服务团路线图（1943年）[19]

1941年7月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川西调查记》教育部蒙教育司编（1942年3月）编组长王文蒙、副组长葛维汉，带领调查组成员白雪娇、徐志章、杨乡生、雷爱光、萧振华、秦学圣前赴川西黑水、杂谷脑河流域实地考察。由成都经灌县、汶川、威州、杂谷脑、马塘，最后绕回茂县。全程约1300余华里，历时两月。此次工作分为两组,一为服务组,一为考察组。服务组分三队,分赴佳山寨,理县及杂谷脑。考察组共20人，调查事项分文化、经济、农业、畜牧、地理、生物、医药卫生等七类,各类自成一组,设组长指挥工作,“历时二阅月足迹遍黑水杂谷河域,归制报告,都十万言”。这次调查虽然第一次深入到了道路两侧的区域，然而未能完成细致的调查文本，也未能与地域住民实现互动[20]。

余 语

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在1995年开始倡导多点田野（Multi-sited fieldwork ）、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其实这也是上个世纪末作为人类学研究中出现的方法学趋势，是传统的民族志对更复杂的调查对象的适应。在更大的社会秩序的宏观结构完成语境化，诸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通过多点的观察和参与，超越简单的“地方”/“全球”，“生活世界”/“制度”等二分法[21]，其实这就是以人、物的移动为前提的。这种方法在道路研究中也正好可以避免单纯的交通线上移动的民族志旅行书写，能够丰富交通线两侧的面的研究，更便于解析面的社会、文化的复杂样态。

前述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概念在道路的研究中给我们带来了人类学田野及民族志的变化，以及“他者”的变化。也能清楚得展现出权力的非对称性以及其中复数的主体的相互作用，但其前提即是作为主体（Agent）的“他者”的存在。多点民族志将他者的主体性，放入了更为宏观的构造中。其实是主体性的更为立体的捕捉。正是因为如此，1996年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才会从接触地带中的五个维度：a、族群性景观Ethnoscapes b、媒介性景观Mediascapes c、技术性景观Technoscapes 、d、资本性景观Financescapes  e、观念性景观ideoscapes来理解现代全球化社会特征即世界的互动的中心问题时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张力[22]。族群性景观（Ethno-scape）中的流动的人群（旅行者、移民、难民、外来劳工等）与变动的世界密切相连，种种不同的流动在凝聚为特定的事件与社会形态时，彼此间的关系是依赖于文化脉络的。

人类共同的发展及社会福利的实现作为目标的话，“一带一路”沿线，不同自然环境、不同语言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的公分母。要找出这个公分母，人类学、民族学还有诸多事情要做。然而地域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呈现、地域主体性的文化自觉及能动性、各文化主体的积极的相互作用，都是地域发展的基础。道路的社会科学研究为我们理清了诸多线索，在现代的藏羌彝族走廊的研究中，引入人类学性质的道路研究能够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捕捉到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的过去和发展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