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坝州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及路径探索

州人行郑琨

【摘要】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其中深度贫困地区最为明显，乡村振兴是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战略安排，也是精准扶贫工作的接续举措。深度贫困地区既有乡村振兴的后发优势，也有其固有的发展瓶颈，探索出一条金融支持其乡村振兴的适当路径，有助于缓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本文以阿坝州为例，描述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发展的优劣势，总结了金融支持乡村发展的主要措施、成效及面临的困难，归纳梳理了具体的内涵根源和外延特征，在充分借鉴乡村发展先进经验基础上，结合深度贫困地区实际，基于提高效率和消除影响的诉求，研究探索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一、引言

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召开，再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出台，乡村振兴被提升为国家战略，也明确增加金融投入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目标，契合了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居民可持续增收的需求，贫困人口的脱贫发展是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关注的重点，脱贫是否可持续，脱贫后能否驶上发展的快车道，事关乡村振兴发展，这为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农村金融如何发挥“供给先导”作用，促进乡村居民增收，乡村居民收入提升如何引导“需求追随”型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成为乡村金融研究的重点。因此，掌握金融活动主体间动态均衡关系，深入分析乡村金融排斥和金融抑制困境，有助于探究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为我国整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发展与稳定提供保障。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对乡村金融的相关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农业信贷补贴论认为乡村经济发展缺乏资金，且农业因弱质性特征难以成为商业银行支持对象，政府应该出台金融优惠政策，为乡村注入政策性资金，降低融资成本。也有学者指出，较低的利率难以流向真正需要资金的农村贫弱领域，而是向需求规模较大的客户配给。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农村金融市场论认为利率市场化可能会给小农户贷款带来高额的成本，会对弱质性农业利益形成损害，因此，政府的介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介入有必要。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后。拉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完全的市场经济存在瑕疵，只有进行政府的监管，才能保障金融市场的效率。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不仅为政府介入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小额信贷提供了现实依据。

马尔萨斯人口抑制减贫论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物质增长速度，若要消除贫困，需通过节育、晚婚等“道德抑制”方式，或通过疾病、饥荒、战争等“积极抑制”方式控制人口增长，观点消极。马克思反贫困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财富集聚于少数，是致贫的重要原因，但其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早期社会，认识上存在局限性。平衡增长反贫困理论强调稀缺的资本和投资的匮乏导致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但其理论渗透着国家干预，对市场机制形成阻碍。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进行“临界最小努力”的资本投资，才能使收入增速高于人口增速，从而摆脱“贫困陷阱”。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仅靠物质和劳动力投入已不能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增长，知识、技能、素质、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认为通过土地、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能提高生产率和产出水平，从而改变贫困的状况。“赋权”反贫困理论认为穷人和富人所拥有的权利差距大，穷人权利的匮乏导致贫困更为加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收入对消费的带动呈边际递减，因此，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有助于消费增长。

金融结构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以“供给领先”型金融为主，而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需求追随”型金融更有优势。金融抑制论认为金融因素和金融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并非是中性的，金融可以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其关键取决于政府的制度选择。金融深化论认为放松管制后，可以吸引更多储蓄与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内生金融增长理论认为金融中介不仅降低了结算成本，还促进了生产性投资，带动了经济发展。金融约束论认为通过控制利率、限制准入和管制竞争等创造租金机会，通过创造租金和重新分配租金，促进生产部门、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

（二）国内文献述评

我国学者自改革开放就开展乡村金融研究。邓和（1986）指出农村金融体制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肖海霞（2004）指出农户金融需求受到抑制，应从农户金融供求两面探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路径。陈伟国、张红伟（2008）认为金融发展的非均衡现象抑制了乡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黄小敏等（2010）从生态脆弱性及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分析了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及政府扶持的必要性。熊军红、蒲成毅(2005)运用实证方法证实了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乡村金融发展问题进行了较深的研究。然而，国内学者研究的领域主要停留在金融支持广泛的乡村范围，对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阿坝州乡村市场主体收支情况

（一）乡村居民收支基本情况。一是农畜产品特色化叠加网络销售模式助推居民增收。乡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幅较可支配收入低0.5个百分点；乡村居民在第一产业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13.5%，其中在第一产业占比过半的牧业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7.6%，但受“8.8”九寨沟地震、环保督察等因素影响，在第二和三产业经营性收入分别同比增长0.2%、-3.6%；在网络销售渠道的带动下，带动农畜产品批发零售业经营性现金收入同比增长27.4%。二是乡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旅游类经营支出快速增长。乡村居民现金支出同比增长20.3%，其中乡村居民交通、通信工具、中专职高教育、成人教育和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分别同比增长31.6%、29.8%、177.9%、142.5%和33.6%；占第三产业比例达81.6%的乡村居民批发零售业经营支出同比增长328.5%。

表1：乡村居民收入构成及增长情况

表2：乡村居民消费构成及增长情况

（二）乡村企业收支基本情况。一是规上工业收入与利润走势背离，规下工业利润受挤压现象明显。成本上升侵蚀规上工业盈利空间，主营业务成本增速较主营业务收入快0.5个百分点，利润同比下降12.3%。近期调查的9户规下工业企业中，除1户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超10%外，4户企业亏损，1户企业利润下降87.1%，3户企业净利润率不到2%。二是生产投资支出增长不足。自2017年5月起，阿坝州产成品存货增速持续回落至12月末的0.6%，全年规上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较存货高3.2个百分点，反映出库存周期步入尾声，需求逐步转冷。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下降30.4%，反映出生产投资积极性不足。

四、金融支持阿坝州乡村振兴的SWOT分析

（一）优势（S）：自然资源禀赋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推动乡村振兴有着较强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调查显示，在人均纯收入水平以上的农户中，认为最好的脱贫产业是旅游业、产业化农牧业的分别占42.33%、31.29%，居民对发展旅游与产业化农牧业的意愿强烈。一是后发的旅游发展优势突出。深度贫困地区往往属于少数民族集聚区、高海拔地区和红色革命老区等，有着独特的宗教习俗、民族村寨等文化和自然景观，且生态破坏程度较低，乡风纯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土壤。全州拥有分布于乡村的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处（22个点）以藏羌文化为主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县均为省级革命老区；九寨、黄龙等3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国家级和11处省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占全州面积的29%。乡村人口中旅游从业人员占比超20%，旅游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为1.07，较全省水平高0.97，旅游带动经济的比较优势突出。二是农畜产品种养殖局部优势突出。中藏药材、牦牛肉、乳制品等高海拔农畜产品特色突出。林业用地约4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超24%，林下产业发展潜力大。人均土地面积大，利于规模化种养殖。三是清洁能源发展的主导优势明显。水能理论蕴藏量占全省的14%，水流落差大，离负荷中心近，年发电时间长，总装机达556万千瓦。高原日照时长，已启动光伏发电装机180MW，约占全省四分之一。启动99MW风电项目。电力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比重近100%，带动了乡村就业增收。

（二）劣势（W）：自然与社会环境对乡村振兴形成制约。一是自然条件抑制乡村产业生产经营增收。“5.12”汶川地震和“8.8”九寨沟地震破坏大，引发的强降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乡村发展难以弥补灾害损失。阿坝西北部的丘状高原藏区冬季严寒漫长，年均气温仅约0.8℃－4.3℃，农业生产季节短且种类单一，企业长时间停产停业，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11月－2018年4月，州内银行机构贷款客户因气候原因而停工的户数占全部贷款客户的10%以上。高半山乡镇和村占比高达74.5%、53.6%，交通条件差，电力和宽带有效覆盖率低，全州人口密度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7%，物资运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现象突出，城镇化较全省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带动效应偏弱。二是地域特征弱化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能力与意愿。自然环境差，财政配套弱，人才引进困难，4万余农牧民因大骨节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产效率难提升。民俗文化差异大，外出务工地点以仍藏区为主，增收空间有限。在“大男子”思想盛行背景下，妇女为家庭创收主力的现象较为普见，家庭增收能力有限。藏区居民户均小孩普遍偏多，家庭负担过重。藏区居民大部分收入用于宗教信仰支出，较多青壮劳动力到寺庙出家，较多的财富和时间用于佛事活动，部分牧民因信仰宗教而忌讳“杀生”，农畜资产难以转化为资金，主动发展意愿弱。

（三）机遇(O)：多重叠加的政策支撑为推动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国家层面政策密集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十九大中首次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增加金融投入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2017年还先后提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绿色发展等。国务院六部门2018年出台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为重点生态保护地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和市场保障。国家启动碳交易市场建设，为已有开展CDM项目下碳交易经验的阿坝州提供了绿色发展的增收路径。另一方面，阿坝州结合区域特征因地制宜强力推动乡村发展。截止2017年末，阿坝州已有4个县脱贫摘帽，还有9个县未脱贫，对乡村可持续脱贫振兴的需求日益强烈。阿坝州委第十一届五次会议决定建设川西北阿坝生态示范区，明确将阿坝州建设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早日建成生态美丽、和谐幸福、富裕小康家园，为乡村发展提供了规划保障。2018年整合开发森林绿化管护、草原湿地保护、河流管护等生态公益性岗位26643个，建立生态管建合作社381个，75%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在生态保护中就业脱贫，为振兴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人行阿坝州中心支行推动建立的“党委总揽、政府主导、人行推动、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参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机制，将旅游、水电、特色农畜业和绿色发展纳入其中，为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提供了可持续发展模式。

（四）挑战(T)：乡村振兴面临市场经济效益低和风险大的困难

1.乡村经济主体经营效益总体较低。农林牧渔业（不含其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为13788元，较全省平均水平低35.8%。单位耕地面积增加值为3506元/亩，较全省平均水平低9.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省倒数第三，较全省平均水平低118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2倍，全省平均水平为2.4倍。一是乡村市场主体竞争能力偏弱。乡村市场主体普遍存在经营管理水平差、财务制度不完善、农业技术欠缺、产业融合度低、利益联结机制欠缺、市场预判和抗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带动能力偏弱。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占比不到1%，统一购买生产投入和销售农产品总值达80%以上的占比分别仅为2.5%、4.8%，以农民自身为牵头人的合作社占比达99.3%，竞争能力弱，农民专业合作社2017年户均盈利不到10000元。乡村企业资产利润率低下，有经营收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总体较少。二是城市带动乡村能力有限。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占比约为11.1%，较全省平均水平高5.9个百分点，公职人员占比高导致城市市场主体缺乏活力，对乡村居民增收的带动能力欠缺。三是地震因素增大乡村市场主体经营困难。“8.8”九寨沟地震发生后，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急刹车”，农畜加工与经营企业收入大幅下降，如2018年1-2月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酒饮料精制茶制造业收入分别下降50.3%、39.3%。

2.乡村生态与经济效益“共振”合力偏弱。一是绿色发展的收入效应暂不明显。我州绿色供给市场发展缓慢，如我州碳汇森林资源丰富，但树木生长缓慢，维护管理成本高，加之国际碳交易价格下降，大面积森林碳汇未能交易，水电行业碳交易受到国内外市场限制，此外，绿色环保专业服务类供给市场主体较少。绿色消费的理念尚未在居民中得到推广，绿色消费市场尚不成熟，如可再生能源（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市场刚起步，市场需求规模小。供需市场尚未形成有效对接，规模偏小。此外，绿色“市场”边界模糊，产权和产品界定以及绿化程度量化难，“绿色产业”市场化和价值化程度低。二是绿色发展的替代效应偏弱。对于依赖我州低电价进州投资的高耗能企业而言，正外部性的绿色转型需要付出环保设备投入成本，并承担技术创新成本与风险，绿色化转型成本高，受益居民往往不会为此而付费，导致绿色效益外溢。此外，我州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的面积占比达44.1%，生态保护和环保督察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工业和养殖业发展，同时影响企业进州投资。

3.乡村信贷风险压降压力较大。阿坝州因生产经营主体分散化，道德和信用风险时有发生，金融风险控制难度较大。一是个别领域信贷资产质量待提升。因地广人稀导致信贷管理困难，个别地区民间借贷频繁且利率高，部分农户违规将贷款用于民间借贷市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交织引发的信贷风险叠加，如某县某机构因农户参与民间借贷，农户不良贷款占比达18.5%。2018年6月末，农林牧渔业不良贷款占比为4.1%，农户不良贷款占比为4.6%，均处于较高水平。二是潜在信贷风险依然较大。6月末，全部关注类贷款占比为11.6%，其中乡村地区批发零售业、电力业、住宿餐饮和农林牧渔业关注类贷款占比分别约为24%、10%、9%、21%，逾期且正常的贷款占比约为9%；“续贷”现象突出，银行机构约为60户乡村企业办理71笔8.6亿元续贷业务，占单位贷款发放额的23.6%。

表3：阿坝州推动乡村振兴的SWOT分析

五、金融支持乡村发展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一）金融服务机制建设得到强化。近年来，人行阿坝中支推动出台《阿坝州金融支持藏区跨越发展实施方案》等文件。还推动出台了《阿坝州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意见（2016-2020）》等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系列文件，形成了“党委总揽、政府主导、人行推动、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参与”的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阿坝模式”，有效地督促和引导金融支持乡村经济发展，产业、财政和金融政策迅速融合，催化资源高效配置。

（二）货币政策导向精准发力

1.多措施争取新量和盘活存量。“5.12”地震以来，人行阿坝中支向农村信用社兑付央行专项票据6229.5万元，置换不良贷款和历年亏损挂账，2011-2018年6月末，累计发放再贷款71.5亿元，目前扶贫再贷款限额达21.5亿元，与各项贷款余额比值为7.6%，提升了乡村金融服务功能。通过对农村信用社和三农金融事业部执行优惠与激励存款准备金率，盘活财政资金，仅2018年就释放约40亿元可贷资金，提升了银行机构信贷投放能力。

2.多方位引导市场用好增量。先后分门别类建立支农再贷款示范基地和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示范基地，利用再贷款对应贷款成本仅约4.35%的优势，引导7.5亿元低息贷款流向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基地，以示范基地为载体推动贷款投放、降低成本、优化信用环境和创新服务模式扩面提质，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其它农户16454户。人行阿坝中支还加大调查力度，精准掌握与督促对接乡村有效金融需求。

（三）乡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1.金融基础服务注重节本增效。一是节本增效效应突出。按照“抓两头、稳中间”的原则，累计建立助农取款服务点2294个，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村1328个，打造8个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和14个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为农牧民节约取现成本1800余万元，节约投保和获取赔付成本100余万元。二是信用信贷联动增效。突出信用信贷联动创新，探索破解信用体系建设的“用信”实效。其中利用扶贫再贷款促进村民间信用信贷联动，为星级信用农户节约融资成本120余万元。

2.金融资源配置兼顾重点与普惠。一是乡村重点项目融资需求得到保障。银行机构向九寨鲁能中查沟、双江口等重点项目授信超600亿元。采用过桥贷款方式向两县发放超3亿元贷款，用于支持精准扶贫和旅游项目的建设。向浩普瑞、九寨沟药业等乡村战略新兴产业投放约5亿元贷款。二是乡村普惠金融供给网络密织。信贷支持乡村市场主体的力度不断加大，2017年末，农村企业贷款占企业贷款比重达86.7%，农户贷款占个人贷款比重达88.9%。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贷款余额6亿元，同比增长42.9%，平均贷款期限为2.17年，同比提高0.23年。

3.乡村金融产品供给突出创新。一是乡村信贷产品多样化。银行机构推出最高授信100万元的“农家乐”信用贷款，基于农户大数据平台开展信用惠农e贷等业务，推动以保险为保证的“牦牛贷”业务。二是信誉与现金流等担保逐步呈现。银行机构基于纳税信息推广“税易贷”等信贷产品，以个体工商户收入为保证发放“惠商贷”、“旅游贷”和以优质资产收益权为抵押的“收益权支持贷款”。三是信贷产品服务效率明显提升。推广网上即可授信、申请和发放的“小微快贷”和“个人快贷”等信用贷款，乡村贷款户数陡增。

（四）保险服务深创新与探索。保险机构试点与探索扩大牦牛活畜、特色露地蔬菜、特色水果等目标价格指数保险业务，在若尔盖县试点开展“政府+保险+类金融机构+企业+专业合作社（牧民）”精准扶贫模式，保险服务向纵深发展。近年来，提供近60亿元有机农牧业风险保障，为5700余户农牧户的40余万头牦牛提供8.3余亿元保险保障，森林保险覆盖面已达100%，约提供300亿元风险保障。人保九寨沟支公司签订我州第1单地震巨灾保险，以勿角乡人民政府为投保人，该乡5个村71户居民为被保险人，涉及保额142万元。

六、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一）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缺位。当前，全州有7家银行机构，仅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在各县设置分支机构，乡镇网点以农村信用社为主。成都银行和工商银行业务网点各仅有1个。目前仍有65个银行业机构空白乡镇，有34个乡镇仅设置简易服务网点，近20个乡镇网点合署办公，限制了银行服务。部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商户代理服务业务交易量低、收益少（每年几十到几百元不等），费用补贴不足，代理意愿弱，部分较好的代理点也出现退化。目前仅有七家保险公司在州内设立分支机构，仅人保公司在各县设置网点，且主要集中于县城，服务半径过小。因金融机构网点少，农村金融服务效率低下，限制了存贷款和保险业务规模的扩张。此外，仅有的6家小贷公司贷款余额多年维持在7.3亿元，近期有3家被取消业务资格，贷款服务萎缩加速。

（二）金融服务“普惠性”仍欠缺。乡村市场的弱势地位，导致金融排斥明显。一是银行担保创新不足与有效担保缺乏并存。大型银行在信贷准入、抵押品评估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分支机构担保创新空间较小，如某银行州内分支机构在创新开办牲畜担保业务不久即被上级行叫停；部分银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押品要求参照企业标准；银行普遍尚未有效开展林权抵押、土地承包权抵押等新型担保融资业务。草地县城镇土地因湿地保护要求而不能用于抵押担保，草地县农村可抵押物少；唯一的商业担保机构因诉讼案件增多，担保能力下降；政策性担保机构因注册资本低，无法与金融机构开展融资担保合作；政府建立的农业产业化融资风险补偿资金规模小，且落地慢。二是信贷“垒大户”现象突出。信贷资金匹配严重失衡，非金融企业6月末贷款与存款比值为295.7%，较全省平均水平高102.6个百分点，而住户贷款与住户存款比值仅为34.4%。但在企业贷款中，银行信贷集中度高，贷款户数占比不到1.5%的五大企业客户贷款余额为75.7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的37.6%。三是闲置资金保值增值水平较低。理财服务意识欠缺，增值保值能力不足，闲置资金利用率偏低，尤其在高原牧区，部分居民穿金戴银占用大量闲置资金。贷款用途中的消费贷款占比偏高，如农户消费性贷款占比为42.3%，较全省平均水平高23.9个百分点，生产经营投入较低。

（三）保险保障功能有待优化。2017年，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分别较全省低823.92元/人、1.94个百分点。一是乡村险种发展失衡。我州乡村地区商业性保险服务覆盖率偏低。保险业务以车险和寿险为主，乡村工程险和企业财产险保费收入占比不到1%。二是保险品种未能有效覆盖地方特色。天然草场、错季节蔬菜、特色水果等品种的保险未纳入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范畴，保费主要由县财政补贴和农牧民自筹。三是巨灾保险推广缓慢。“8.8”九寨沟地震震中区，仅约两家企业在震前自主追加巨灾保险。四是偏高的保费增大了道德风险。我州农牧民需承担政策性农险保费的20%-25%，而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藏区农牧民仅需承担保费的5%-10%，有的农牧民不足额投保，增大了道德风险。五是养殖业引发的农险赔付压力大。因农险骗保骗赔现象时有发生，2017年，全州农险收入为17204.7万元，但赔付额达到5435万元，其中牦牛险赔付额达5170万元。六是“保险+信贷”联动机制欠缺。在乡村融资市场中，保险增信和分险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对乡村市场主体融资促进作用较小。

（四）金融资源“逆向配置”。一是区域金融资源流失严重。各大型银行对存款资金实行总行资金池统一管理，以高于存款利率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吸收存款，分支机构存款资金统一上存；各大银行普遍采用地区生产总值和金融基础水平等信息对分支机构进行综合评级，判断贷款审批权限，由于历史与地理原因，我州银行分支机构贷款审批权限小，信贷资源难以回流州内，资金的“抽水”现象明显，金融抑制效应突出。2018年6月末，全州银行业机构存贷比为52.1%，较四川省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此外，州外房地产市场对资金的“虹吸效应”明显，占城镇居民购买资产比例为65%的住房支出同比增长936.1%，存款流出较多。二是信贷资金价格非对称上升。部分银行对资金来源与运用非对称加息，息差空间扩大。乡村地广人稀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且缺乏有效的担保抵押物，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加之农业生产具有较大的自然与市场风险，且乡村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因此，贷款成本偏高，如农村信用社执行利率上浮50%以上的贷款占比为60%，较统一法人机构前提高10个百分点，贷款加权利率同比提高0.93个百分点。但资金来源成本仍较低，如某大型银行3月在州内存款组织成本同比下降0.02个百分点。

七、国内外先进做法及经验

（一）乡村发展的国际先进经验

本文选择自然条件较差或与我国经济发展路径相似的国家，比较与借鉴其乡村发展的经验，以期为金融支持我国乡村尤其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提供思路。

表4：主要国家乡村发展模式及经验

启示：一是健全的乡村金融体系是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推力。二是农业的发展需要先进科学技术的跟进与运用，才能提升生产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三是培育良好的城乡产业，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能提升乡村居民的规模经营增收能力。四是农业具有较强的弱质性，加强农业价格保护和成本支持，推动农业向特色化和“一区域一品牌”发展，延伸产业链，使农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产品附加值更高。五是政府对乡村发展的培训教育、有效引导与规划，能发挥乡村整体增收潜力。六是乡村的发展注重土地集约化和旅游、服务等多目标增收功能，提升乡村多渠道的增收能力。

（二）国内金融支持乡村发展的先进经验

1.牧区：“政府+信贷+保险+企业+专业合作社（牧民）”五方协作模式

主要做法。一是农业发展银行累计向从事牦牛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农业产业化企业高原之宝发放1.17亿元利率为基准利率的贷款，支持企业以牧区奶业专合组织为依托，设立乡村便民流动收购奶站、建设先进的冷链设备储运。二是农业发展银行将高原之宝评定为诚信经营主体，依托信用和利益联结机制，提升牧民信用意识，依托公司实力为牧民增信，帮助牧民获取贷款。三是中航安盟保险公司与川商小贷公司、高原之宝达成共识，川商小贷公司提供“惠牧贷”贷款支付保险费用，中航安盟提供牦牛保险和贷款保证保险，高原之宝公司补贴牧民定向贷款利息，实现“无息贷款”，政府出面为贫困牧民自交保费贷款提供信誉担保。四是保险公司提供保险业务，高原之宝提供利息补贴与收奶，均以牧民贷款履约、不骗保骗赔、提升奶源质量等为条件，还利用企业引导和村规民约约束，营造了道德诚信环境。

取得的成效。一是解决了牧民无资金投保且融资难问题，2515户牧民使用无息类低成本资金对24.5万头牦牛提供了4.9亿元风险保障。二是扩大了保险公司牦牛保险和贷款保证保险业务规模。三是小贷公司发放了低风险信贷资金637.88万元。四是高原之宝奶源更为稳定和质量更高，带动能力更强，年均收购牦牛鲜奶2000余吨，直接带动5000余户牧户增收。五是在各方的约束与引导下，道德与信用环境得到改善。六是“惠牧贷”既为农业企业（合作社）和农户提供农业保险，又直接对其进行融资支持，降低了融资成本，充分发挥了保险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的功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金融服务链。

可持续性评估。通过各方约束与引导，奶源质量提升和奶源稳定，品牌附加值增强，促进了企业发展，叠加银行对企业的大额低息贷款支持，在企业的带动下，牧民增收能力增强，同时，信贷违约和骗保骗赔风险下降，融资意愿与能力增强，形成牧民“增收－融资-再增收－再融资”的良性循环。同时，各方在该协作模式中均受益。

2.高半山：“金融+再贷款+产业+整村推进+贫困户”的金融支持产业带动模式

西山村位于阿坝州理县东北部，海拔2600米左右，全村共181户57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1户、101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产生活资料难进入，农产品难运出，居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是典型的高半山贫困村。

主要做法。2016年，按照“党委总揽、政府主导、人行推动、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参与”的金融扶贫总体思路，人行阿坝中支将西山村确定为“扶贫再贷款基地”，督导理县金融机构支持市场主体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理县农村信用社为浮云牧场提供信贷资金，配套政策咨询、技术指导、支付结算等金融服务，引导浮云牧场乡村民宿落户西山村，发展农旅产业。一是以“扶贫再贷款+整村推进+农户”推动信用环境建设。人行阿坝中支推动对贫困户开展评级授信，评级面达100%，有效信贷需求满足率达100%。2017年，西山村被评定为信用村，评定信用户149户，占比达82%。理县农村信用社为西山村累计提供信贷资金3500余万元，其中使用扶贫再贷款发放贷款1000余万元。同时，理县政府建立751万元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搭建起风控与担保机制，银行和分险基金按2:8进行风险分担。二是以“扶贫再贷款+基地+农户”带动农户增收。理县农村信用社运用扶贫再贷款向浮云牧场发放贷款600万元。浮云牧场通过提供就业岗位，解决52名村民务工，直接带动8户贫困户年均增收3万余元；通过与西山村26户贫困户签订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协议，并以高于市场价20%的价格帮助全村180余户农户销售土特产，带动户均增收1万余元；以浮云牧场品牌为依托，带动西山村6户农户专门从事餐饮、旅游接待，实现户均年收入5万元左右；引导30余户农户在旺季开展旅游接待，实现户均增收6000元左右。

取得的成效。在机制、平台和金融资源的培育下，浮云牧场发展成为著名乡村民宿，带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累计贡献旅游人次1.5万人，增加旅游收入400余万元，带动西山村28户贫困户、96人脱贫，人均增收3000元，全村贫困发生率由17.12%降至1.66%，该村于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退出。

可持续性评估。一是浮云牧场利用独有的自然景观维持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浮云牧场将自身旅游品牌效应外溢，以自身平台为优势，搭载销售绿色农产品，提升了产品价值，同时，通过就业带动、旅游接待等推动农户增收，形成了高效的利益联结机制。

3. 启示：一是在推动乡村发展模式中，要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只有各方均能从中受益时，模式才可能持续。二是优化信用和道德环境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前提条件，也是模式整体可持续的重要保障，打造道德诚信环境势在必行。三是选择品牌效应和利益联结机制较好的市场主体为平台，以低息融资资金支持生产发展，更能提升企业可持续带动能力。四是保险等增信分险功能能有效促进融资，提升市场各方的协作推进水平。

八、措施及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我们应根据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发展现状、面临的困难以及一些先进做法，在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上，确保乡村可持续快速发展。

（一）以倾斜政策激发经济内生动力。一是出台和落实金融倾斜支持政策。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论认为信息不对称、帕累托无效率、金融市场不完善等导致金融市场失败，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市场、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因此，建议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适当加大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网点布置、助农服务点安装与维护、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农业保险、巨灾保险、贷款等的补贴力度。出台与完善重大自然灾害保险相关法律法规，推广实施巨灾保险业务。推动政策性保险范围涵盖深度贫困地区特色农畜产品，逐步扩大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各银行上级行应在资本回报率、信贷规模、不良贷款率容忍度等指标上建立单独考核机制，并纳入监管机构考核范围，以保障在信贷额度匹配和信贷权限上给予倾斜。国有大型保险机构应在保险介入方面适当给予倾斜。二是对金融机构实行“宽进严管”。Berger和 Udell（2002）认为小型金融机构更擅长于生产“软信息”和发放关系型借贷。因此，建议在引进中小金融机构、组建村镇银行等方面放宽政策，恢复信用社县域甚至更小单位的法人机构，探索推动大银行在深度贫困地区分支机构独立法人化管理模式。严格督促落实一定比例存款用于当地贷款投放。三是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起步晚、负债率低等特点，建议适当放宽融资平台融资管束。建议上级财政为深度贫困地区担保基金注资，对代表经济新动力和可持续带动效应明显的经济实体提供融资担保。四是推动落实教育等倾斜政策。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认为致贫原因还应当从教育投资、权利参与和分配制度等方面考虑，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人口失去了平等创造财富的权利与能力，扶贫重点应关注穷人的福利，因此，建议结合阿坝州实际，应全面落实阿坝州十五年义务教育政策，高效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高贫困人口增收能力。

（二）搭建起金融支持乡村发展的服务平台。深度贫困地区乡村资源特色化明显，发展潜力大，应及时搭建起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工作领导机制，统筹推进金融服务工作。一是搭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组织架构。如参照阿坝州已建立的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机制，形成“党委总揽、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人行推动、金融机构参与”的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领导机制。负责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规划、协调、监督与推进，推动出台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实施意见和方案，明确各部门责任、支持的重点领域与各阶段目标。二是搭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信息支撑和交易服务平台。加强与法院、公安、发改、经信和环保部门的合作，搭建乡村市场主体信息共享平台，优化信用信息体系，建立金融准入“红黑名单”数据库，为乡村市场主体融资提供信息支撑，促使融资对接更为有效。完善现有涉农贷款统计等乡村相关金融统计制度，增强乡村金融统计的针对性，搭建或完善评估体系及通报机制，将金融机构评估结果纳入人民银行综合评价框架内，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使用、银行间市场管理、新设金融机构准入、实施差异化金融监管等的重要依据，增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效果。三是建立与完善金融支持乡村配套政策。建议加大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优化绿色金融税收、贴息、担保等利益引导机制，充分发挥现有再贷款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性金融工具功能，推动金融机构对乡村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引导信贷资源向乡村绿色产业、新经济行业和带动示范效应明显的市场主体倾斜，进一步增强示范引导效应。推广农业保险创新服务范围，尽快实现全域和多产品覆盖。结合益农信息社建设，推动国债下乡，扩大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数字金融的普惠性。

（三）挖掘乡村主导产业的市场发展潜力。持续收入假说认为，持续收入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然而提升产业竞争力，能增强乡村持续增收能力，从而促进消费，带动经济良性循环。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资本稀缺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建议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补齐乡村互联网、电网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短板，打通信息阻隔和确保物流通畅，加强对山体、河道等的防险加固，既能扩大投资规模，又能增强投资吸引力，还能降低自然灾害损失，提升乡村增收能力。二是深挖旅游发展潜力。旅游业往往是深度贫困地区支柱产业，发展旅游能带来人流，弥补地广人稀环境下的商业低迷，对乡村居民的直接增收效应明显，还能增进居民与游客的交流互动，提升发展理念，为持续增收和社会稳定打下基础。因此，建议加强对觉囊文化、藏羌村寨等民族、红色及康养项目和重点休闲旅游景点提档升级的支持；支持拍摄高质量电影，录制高质量音乐，讲好阿坝民族、红色等文化故事，让阿坝文化吸引更多游客；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代表性较强的水电、矿业等领域形成一批生产加工流程的现场体验式教学点，讲清楚物理化学及成本价格形成原理，推动工业与教育融合，拓宽旅游发展空间。三是支持清洁能源生产。支持水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金融支持国投公司兼并重组开采进度缓慢或经营欠规范的清洁能源上游的锂矿开采企业，掌握清洁能源的资源“龙头”。四是推动提升农畜产品生产经营效率。金融支持引进自动化、信息化先进设备和3S、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对深度贫困地区农畜业的技术支持，加强对农牧民种养殖技术的培训与普及化，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支持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和建立生产经营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平台的市场主体融资需求，提升产品加工形成的附加值。利用众筹模式提升大城市居民对农畜产品种养殖的参与度，既扩大产品宣传范围，又提升产品附加值。探索扩大农畜产品目标价格指数保险，降低乡村生产经营风险。

（四）创造与激活乡村绿色产品市场。充分结合四川省绿色金融规划对阿坝州“绿色金融带”的定位，推动金融支持绿色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一是搭建绿色交易市场。建议对“绿色产业”进行财政补贴、降低税负、风险补偿等，对负外部性采取征收环境税、强制关停等措施，弥补正外部性的利润率，扭转价格与市场的倒置现状。明晰产权，科学设定绿色产品定价模型，挖掘绿色产品价值。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主管机构应利用传统与新型媒体，加强绿色金融政策、绿色产业政策、绿色发展规划、环保违法违规案例等政策法规和案例宣传，让绿色理念深入生产投资、消费和金融服务各个环节，从企业和居民供需两端推动绿色发展。通过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第三方购买服务等，创造市场的“卖方”和“买方”。二是提升绿色产品经济效益。建议研究推动通过森林和林业碳汇项目获取市场条件下的生态补偿，发挥生态扶贫增收功能。在火电占比较高的背景下，建议扩大风电、光电等碳交易规模，取消水电项目碳交易限制。加快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实现对光电(不含分布式)等的补偿。结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利用国内碳交易价格与成本优势，丰富环交所环境权益产品类型，扩大国内交易规模。引导合同环境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机构到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服务，推动用能权和减排权等交易，将深度贫困地区打造成低碳绿色试验区。深度贫困地区往往具有丰富的绿色资源，其“卖方”市场地位，决定了能从中受益较多，为乡村拓展了增收渠道。

（五）提升金融资源集聚能力，构筑资金“洼地”。完善农村金融市场融通资金和配置资源的作用，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的长效机制。一是推动乡村融资担保创新。完善农村产权确权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开展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碳排放权、项目收益权、绿色电力证书、订单、仓单、农村产权、涉农直补资金、土地流转收益、蔬菜大棚、牲畜等担保融资业务。发挥保险增信分险功能，推广运用“保险+信贷”等增信模式。建议财政出资或整合专项资金，组建或参股担保公司与担保基金，完善与扩大融资担保体系。二是积极争取金融新量。推动运用扶贫再贷款和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低成本和高额度的资金流向灾后重建、脱贫攻坚和绿色低碳领域。盘活财政资金，发挥“以存引贷”等作用，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推动政策性银行专项建设基金、农村金融体系、保险资金、工商资本、社会众筹等多元化资金在贫困地区的集聚，促进乡村脱贫振兴。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三是净化信用环境。信用创造论认为，创造信用能为社会带来新的资本。因此，应严控“8.8”九寨沟地震形成信用违约事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灾区贷款和精准扶贫贷款办理无还本续贷业务，适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有针对性的开展信用救助。建议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力量，加强法律法规和金融政策宣传，深化“征信+信贷”产品创新，持续优化“信用农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形成守信激励示范效应。以“保险+信贷”的道德信用联动创建活动，增强净化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合力。加强与多部分的信用信息共享，联合多部门打击信贷违约、骗保骗赔等违法事件，引导形成良好信用和道德环境。四是推动市场主体对接金融支持倾斜政策。充分利用国家针对深度贫困地区企业公开发行股票、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发行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化和并购重组等“即报即审”倾斜政策和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扶贫票据、社会效应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筹集资金实行费用减半的倾斜政策，择优推动州内企业开展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

（六）增强项目的综合效益，提升金融支持效率。一是增强金融服务的创新针对性。期限匹配理论认为企业负债期限与资产期限匹配能减少因期限不对称导致现金流短缺的风险，因此，应根据融资主体现金流期限结构，配置恰当的信贷期限。引导银行信贷支持融资期限较短的项目，加大对高成长性但风险较大的项目的上市培育力度，推动中长期现金流稳定项目在债券市场融资。在政策允许下，支持融资平台的合理需求，推动融资平台完成市场化改造，实现企业化运作，同时，充分利用其对接社会效应债券的优势，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应探索推广网上授信和借还款的高效服务方式。二是提升综合类项目的融资能力。建议邀请专业团队设计与打造重建、绿色和脱贫攻坚等综合类项目，项目设计应突破地域和范围限制，提升综合收益，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梳理与编制项目金融需求，同时邀请合作银行参与项目设计，增进银企对接，提升金融服务满足率。三是金融支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领域。金融支持震区生态环境修复保护、景区恢复提升的同时，注重绿色发展和带动增收等效应。金融支持与居民利益联结机制较好且带动效应较强的绿色与重建项目，如探索采用固定分配收益和政府投融资类平台兜底的模式，将扶贫小额信贷资金以农户名义投向绿色或重建项目，引导吸收就业、入股分红，既保障稳定收益，又降低贷款管理成本，还支持绿色产业经济发展和恢复重建。打造综合类项目“示范基地”，推动脱贫地区示范基地逐步升级为乡村振兴示范基地，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多点带面”示范引领作用。

项目负责人：郑琨

课题组成员：王光平、赵洪君

         缪中华、罗爱明

        伦珍措、王莉、张元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