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寻踪

陈剑陈学志

【摘要】大渡河上游史前考古近年来有一些新进展，发现了多处遗址，哈休遗址考古试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初步揭示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内涵和演化序列。河源区及汇流上游区的史前遗址分布规律、时代均有差异。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第二阶段关系密切，为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文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大渡河上游史前先民的生业形态以粟作农业为主，尚红习俗是其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哈休遗址；文化发展阶段

一

中国西南横断山区有六条南北流向的大江，大渡河为其中之一，它同时又是岷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四川、青海交界的果洛山，全长1070公里，流域面积9.2万平方公里，由大小金川在丹巴县会合后始称大渡河，流至乐山注入岷江。大渡河在泸定县以上为上游，石棉县、汉源县、甘洛县、金口河区境内为中游，金口河区以下为下游。大渡河上游地区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现主要居民为嘉绒藏族，丹巴县号称嘉绒文化的核心区。这一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北接甘青地区，东临岷江上游，南通凉山及云贵高原，有着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该地区是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之间的一条文化与民族走廊，在探讨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时空关系、民族交往和迁徒等课题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2000年8月、2003年4月、2005年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物管理所、马尔康县文化体育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大渡河上游考古队，对大渡河上游脚木足河及其一级支流茶堡河两岸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现和确认了孔龙村^[1]、白赊村^[2]、哈休^[3]、叶浓秋景 ^[4]等10余处史前至秦汉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及采集点。为更深入地认识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与内涵，及其与周边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联系与民族互动等学术课题，三家单位在前期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于2006年3月选择马尔康县沙尔宗乡哈休遗址进行了试掘^[5]。揭露面积87平方米，发现灰坑等遗迹十余处，出土了玉石器、陶器、骨角器、蚌器、兽骨等类遗物上千件。试掘工作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2006年4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州文物局又在丹巴县梭坡乡调查确认了蒲角顶史前及汉代遗址^[6]，并在莫洛村、左比村采集到少量磨制石器、夹砂陶片等史前遗物。

大渡河上游地区以丹巴县城为界，实际可以划分为河源区及汇流上游区两个地理单元。二者的史前遗址的分布规律及文化内涵略有差异。

河源区干流及支流两岸有多处地段地势开阔、平坦，区域内遗址数量较多，分布密度略高，遗址多位于河岸二级、三级阶地之上，距离河床的高度在80米以内。哈休、孔龙村、白赊、叶浓秋景遗址均出土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类型文化风格的彩陶，其主体遗存的时代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未见年代更晚的史前遗存。

汇流上游区干流两岸多数为高山深谷区，发育较好的台地不多，史前遗址数量较少，尤其是康定至泸定河段，贡嘎山主峰脊线以东为陡峻的高山峡谷，地势起伏明显，大渡河咆哮奔流，谷窄水深，崖陡壁立，在水平距离不足30公里达6500余米的高差形成举世罕见的大峡谷，罕见史前遗址。仅在丹巴县城附近的大小金川交汇处的高台地上，以及泸定县岚安乡昂州村等地点发现几处史前遗址及遗物采集点。罕额依^[7]、蒲角顶遗址、莫洛村采集点高出河谷达600米。罕额依遗址第一期遗存的年代在距今5000——4500年左右，第二期遗存的年代在距今4500——4100年左右，蒲角顶遗址、四呷坝遗址^①和莫洛村采集遗物的年代相当于罕额依第二期。仅罕额依遗址第一期遗存的年代上限与河源区诸史前遗址相当，而罕额依遗址第二期遗存的年代和其他遗址的年代均偏晚。

二

哈休遗址地处大渡河上游脚木足河的一级支流茶堡河北岸的三级阶地之上，行政区划隶属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沙尔宗乡哈休村一组，地理位置为东经102^°9.4′、北纬32^°10.3′，海拔2840米，高出河床80米。东南距乡政府驻地1500米，北靠八谷脑山，西临布尔库沟，南面隔河为沙（尔宗）马（尔康）公路。遗址东西长约380米，南北宽约260米，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遗址表面地势略呈缓坡状，地表常年种植小麦、胡豆、土豆等作物。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中秦汉时期遗存主要位于遗址南部的台地边缘，但破坏严重。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面积较广，其中心部分位于遗址西北部的台地上，面积近万平方米，局部因晚期改土受到破坏。

2006年3月的试掘地点选择在遗址中心北部的台地边缘，共布5×5米探方6个（编号为2006SMHT1—T6），其中T3未作发掘。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如下：第一层为农耕土；第二层可分为A、B两个亚层，为秦汉以后堆积；第三层至第五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第三层和第四层之下均发现有灰坑等类遗迹。

灰坑的开口平面形状包括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类。多数为口小底大的袋状坑，个别坑口及坑底铺放石板。坑内填土多为灰黑色。灰坑H10近底部还发现较硬的烧结面。灰坑H2出土有涂抹朱砂的双孔石钺、泥质灰陶双唇式小口尖底瓶等遗物，人工埋藏痕迹较为明显，值得特别注意。

出土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等类。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石片切割器、刮削器、石杵等；磨制石器包括穿孔刀、单孔凹背玉刀、锛刀斧形器、锛、环、镯、穿孔珠、砺石等，个别环镯表面有穿孔；细石器包括水晶石片、玛瑙石核、燧石刻划器等。一些石器表面涂抹红色颜料。

出土陶器包括泥质灰陶、泥质红陶、泥质褐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灰陶、夹砂褐陶等。纹饰包括线纹、粗细绳纹、泥条附加堆纹、戳印纹、凹弦纹、绳纹花边口沿等，还有少量彩陶器。彩陶均为黑彩，图案题材包括弧边三角纹、圆点纹、网格纹、水波纹、粗细线条纹、长条叶片纹、圆圈纹等，底色有红褐、灰褐色之分。器型以平底器为主，还有少量的尖底器，包括侈口罐、小口尖底瓶、卷沿盆、敛口盆、折腹钵、敛口钵、碗、杯、纺轮、环、丸、哨等。部分陶器壁上有穿孔。

骨角器包括锥、笄、簇等，骨质细腻、坚硬，部分鹿角表面有切割痕。灰坑H7还出土了一件骨梗石刃刀的骨梗，通体磨光，有镶嵌细石叶的纵向缺槽，背后切割出三道装饰性的凹槽，制作非常精细。

根据以上发掘资料及其与周围地区尤其是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大渡河中游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大渡河上游丹巴县罕额依遗址及黄河上游地区大地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比较，我们认为，哈休遗址是分布于大渡河上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包含有本土土著文化、仰韶晚期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文化因素，其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间。

哈休遗址试掘是继茂县营盘山遗址之后，川西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要成果，为探讨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本次发现了大渡河上游最早的陶塑人面像、涂朱双孔石钺、穿孔凹背石刀及目前四川地区最完整的陶小口尖底瓶等一批重要实物，丰富了川西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内涵。

根据以上发掘资料及其与周围地区尤其是岷江上游、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比较，初步判定哈休遗址的年代上限为距今5500年左右，下限为距今5000年以上，略早于营盘山遗址，可见，哈休遗址是至今大渡河上游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也是四川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哈休遗址新石器遗存初步可分两期，早期以灰坑H2、第五层等单位为代表；晚期以第三层、灰坑H3等为代表。早期陶器种类包括双唇口及平唇口式小口尖底瓶、细泥陶尖唇敛口钵、夹砂灰陶绳纹侈口罐等，彩陶纹饰包括圆点纹、变体鸟纹等；晚期陶器新现了喇叭口式小口瓶、宽沿彩陶盆等。

早期与甘肃大地湾遗址^[8]第四期文化（仰韶晚期文化）的早段、天水师赵村遗址^[9]第四期文化、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10]三期前段文化等的年代相当；晚期则与师赵村遗址第五期文化、福临堡三期后段文化等的年代相当。

孔龙村遗址采集遗物包括泥质灰陶双唇式口（退化重唇口）瓶、平唇口瓶、尖唇钵、盆，泥质褐陶短颈罐，泥质红陶碗，夹砂褐陶绳纹鼓腹罐、侈口罐，少量黄褐底色线条纹彩陶片，盘状打制石砍砸器、砾石、磨光穿孔石刀等。与哈休遗址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相似，年代也相近。

白赊遗址采集遗物包括粗细平行线条纹、弧线纹、网格纹彩陶片（底色分为红褐色、黄褐色、灰褐色三种，陶质均为泥质陶），泥质灰陶翻沿纹唇大口罐，泥质灰陶绳纹敛口钵，泥质磨光灰陶盆、钵，泥质灰陶折沿平唇口瓶，饰绳纹、横向及斜向泥条附加堆纹的泥质灰陶片，泥质红陶碗，夹砂褐陶侈口绳纹罐，以及穿孔近背部的磨制石刀等。与哈休遗址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年代基本相同。

叶浓秋景遗址采集陶片的陶质、陶色包括泥质褐陶、夹砂褐陶、泥质灰陶、红衣黑绘线条纹彩陶等，纹饰有附加堆纹、泥条捏塑器耳等，器形有敛口钵等。也与哈休遗址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年代基本相同。

罕额依遗址位于四川省丹巴县东北约3公里的中路乡罕额依村，地处大渡河上游支流小金河左岸的半山上，高出河面约600米，海拔2400米。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遗址中及其外围有大量战国至汉代的石棺墓分布，几乎遍及整个中路乡。1987年夏，甘孜藏族自治州文物普查队在中路乡罕额依村发现了分布范围大，埋葬方式特殊的石棺墓群。翌年秋，四川省文物普查队办公室派员复查，在刹拉科发现了堆积厚达8米左右的文化层，初步踏查后认定为一处古文化遗址。1989年10月至1990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罕额依遗址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发掘，共开5×5米探方4个，2×15米探沟一条，实际发掘面积123平方米。

罕额依遗址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第一、第二期文化为史前时期遗存。第一期：陶器均系手制，火候较高。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纹饰以细绳纹为大宗，其次为附加堆纹，另有少量戳印纹、刻划纹。个别器物上见有钻孔，素面陶片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器类以瓶、罐、钵为大宗，有少量缸，均为平底器，带耳器很少，有桥形耳与鸡冠状横鋬耳两种。还出土了少量细泥红陶线条纹黑彩陶片。石器数量较少，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大类，打制石器有盘状砍砸器、刮削器、砸击器等种类。细石器数量很少，种类有石核、刮削器、雕刻器等。磨制石器有不少为局部磨制而成的形态不一的石刀。通体磨光的有斧、锛、凿、穿孔石刀等。骨器有锥、穿孔骨饰等。第二期：陶器均系手制，火候很高。陶质以泥质陶略居多，夹砂陶次之。磨光陶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素面陶片占绝大多数。纹饰有细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刻划纹等。器类以各种罐类为大宗，另有瓶、钵、杯等，平底器占绝大多数，只有极个别的杯类有浅圈足。带耳器较第一期有明显增多，不见鸡冠状横銴耳。石器：打制石器中细石器数量仍较少，其它石器的种类和数量则均比第一期有较多的增加，其制作也更精良。主要器类有斧、锛、凿、刀、杵、壁、网坠、刮削器、砍斫器等，另见有部分圆形石饼。骨器种类有锥、矛、纺轮等。

罕额依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的面貌与哈休遗址晚期遗存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出土的细泥陶黑彩线条纹彩陶片均属于马家窑类型文化的遗物，碳14年代测试数据也表明罕额依遗址的年代上限为距今5000年左右，与哈休遗址晚期遗存的年代下限相当。但二者的陶器形制、种类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罕额依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应较哈休遗址晚期略晚。再从西北史前文化南下传播的路线来看，哈休遗址地处罕额依遗址的上游，二者的年代早晚关系符合文化传播的先后顺序。

蒲角顶遗址采集大量陶片和磨制石斧、弯月形石刀，陶片包括夹砂褐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泥质红陶等，纹饰包括绳纹、附加堆纹、划纹等，器形包括罐、壶、钵等，还有带耳器。其时代延续较长，从新石器时代至战国秦汉时代，相当于罕额依遗址的第二期、第三期（战国秦汉时代）遗存。

四呷坝遗址采集的细绳纹灰褐陶片、夹细砂长颈瓶形器、陶宽状桥形耳等与罕额依遗址第二期遗存的陶片基本一致，年代也应相似。

综上所述，大渡河上游的史前文化可以初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哈休遗址早期遗存为代表，孔龙村遗址的大部分遗存属于这一阶段。陶器中的双唇口及平唇口式小口尖底瓶、敛口尖唇内突棱的细泥陶钵、弧边三角纹彩陶片等与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早段的同类陶器相似，年代也应与大地湾四期早段为代表的仰韶晚期文化前段相当，略早于营盘山遗址的主体遗存，但晚于茂县波西遗址下层遗存。而大地湾四期的碳14年代为距今5500——4900年，营盘山遗址的碳14年代在距今5300——4800年之间，判定一阶段史前文化的距今年代约为5500——5300年。

第二阶段以哈休遗址晚期遗存为代表，白赊村、叶浓秋景遗址的主体遗存均属于这一阶段。陶器中的宽沿彩陶盆、带耳彩陶瓶、细泥红褐陶浅腹碗、内外彩带穿孔的直口钵以及磨制双孔石刀、两侧带缺槽的打制石刀等，均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同类器物相似。这类遗存在川西高原分布的范围较广，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及中游均有发现，川西高原史前文化在这一阶段进入繁荣时期。罕额依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也出土了少量细泥陶红底黑彩线条纹彩陶片，其年代上限处于这一阶段。第二阶段史前文化的年代与营盘山遗址相当，在距今5300——4800年左右。

第三阶段以罕额依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的晚段及第二期遗存为代表，蒲角顶遗址的史前遗存、四呷坝遗址及莫洛村采集的史前遗物均属于这一阶段。第三阶段遗存主要分布于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交汇以下的流域地带，地方土著文化色彩浓厚，陶器与晚期石棺葬文化的随葬陶器联系较多，年代晚于营盘山等出土彩陶的遗址。根据罕额依遗址第一期、第二期遗存的碳14年代测试数据，并结合营盘山遗址的年代下限，判定第三阶段史前文化的年代在距今4800——4000年之间。

在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的上述三大发展阶段之中，第一、二阶段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陶器的演化序列明晰，也有准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它们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而第二、第三阶段之间却存在较大的差异，陶器面貌的不同表明文化性质发生了变化，居住形态也由木骨泥墙地面建筑形式转变为石结构建筑形式。其具体情况及原因何在还有待深入研究。

三

哈休遗址试掘同时对灰坑填土进行了浮选，收集的植物已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鉴定，初步分析浮选结果可以确认发现了粟等作物品种。遗址试掘发现的灰坑以圆形为主，个别灰坑为口大底小的袋状坑，且有一定的深度，如H5、H8、H10等，坑内填土呈黑色粉状，包含大量陶片、兽骨、植物炭化灰烬，H8的坑口及底部各有意放置了两块石板，H10近底部还发现了经过焚烧的硬面。根据形状、结构以及填土遗留物，判定这些灰坑应为贮存粮食及其他物品的窖穴。营盘山遗址也发现有多个此类窖穴式灰坑。

遗址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动物骨骼遗骸，一些灰坑出土的兽骨与陶片的数量几乎是对等的，初步分析其种类包括鹿、牛、狗、马、獐、猪、飞禽等，其中部分应为家养牲畜。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细石器（质地包括水晶和白色燧石等）与镶嵌细石叶作刃的骨梗刀，一般而言，细石器及石刃骨梗复合工具常常用作切割加工兽皮，是狩猎游牧业的常用工具之一。

上述实物资料表明，哈休先民的生业形态是定居农耕为主，主营粟作农业，而狩猎、采集业则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补充形式。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哈休遗址目前尚未发现房址、烧制陶器的窑址等遗迹现象，但灰坑H5等单位出土了少量窑内烧结物，与营盘山遗址窑址内烧结物的颜色、形状、结构和硬度完全相同。表明哈休遗址范围内应存在烧制陶器的窑炉设施，经过测试、分析，营盘山遗址窑内烧结物的烧制温度可达1000℃以上，哈休遗址的陶器烧制业水准也与之相近，遗址出土的部分彩陶可能为本地烧制而成。

一定数量涂红石器及陶片的出土，表明尚红习俗是哈休先民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内容。人类尚红习俗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即已在埋葬死者时使用红色矿石粉，如将矿粉撒于死者周围，并将随葬用的饰物兽牙、石珠、鱼骨都染上红色。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涂红现象、朱砂彩绘陶及墓葬中人骨涂红的现象更为多见。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文化就发现了石器涂红现象，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尚红习俗的最早实例之一^[11]。

青藏高原及其东缘的区域范围之内发现有多例新石器时代的涂红现象，除哈休遗址外，在岷江上游茂县营盘山遗址的灰坑02H40底部发现有涂抹红色颜料的石块，经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测试，该红色颜料的成分以汞的氧化物为主，即朱砂。另在一件夹砂褐陶矮圈足器内壁也发现有同样的红色颜料，应为调色器的遗存。表明营盘山居民也有尚红习俗，朱砂的具体用途除了宗教等特殊含义之外，还可能与涂面、刷房等活动有关。

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曲贡^[12]、贡嘎县的昌果沟^[13]、琼结县的邦嘎^[14]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有大量的在打制石器上涂抹红色颜料的现象，但经测试，它们所使用的红色颜料均为赤铁矿（赭石），成份以铁的氧化物为主。

根据上述涂红现象的时代及分布地点，并结合陶器演化为代表的文化因素的传承关系，可以初步勾勒出川西高原史前尚红习俗的渊源及流播情况。就目前已有实物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涂红现象最早发生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西坡遗址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文化的石器涂红即为实例，距今年代上限近6000年。之后尚红习俗随人群移动、文化传播而进入渭水上游地区，如甘肃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仰韶文化晚期）大量出土朱砂彩绘陶（已发现朱、白彩绘陶片近百件）^[15]，距今年代在5500年左右。与此相当或稍晚，川西高原也出现了尚红习俗。大渡河上游的哈休遗址、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相继出现石器、陶器涂红现象，距今年代均在5000年以上。而青藏高原腹心地区的尚红习俗出现的年代较晚，曲贡、昌果沟、邦嘎遗址发现的石器涂红现象距今年代均在4000年左右。

而后来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也存在着尚红习俗。古代文献记载内容及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均表明，岷江上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古蜀文明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如从陶器演化序列来看，以茂县沙乌都遗址为参照点，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史前文化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前身宝墩文化之间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成都平原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16]、金沙遗址^[17]均流行在玉器尤其是玉璋的阑部阴刻线条上，石雕人像、石虎、石蛇的眼部、口部表面涂抹红色颜料（朱砂）的风格，从这一风格中或许可以看到哈休遗址、营盘山遗址等的朱砂涂红习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