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文化的特点及其研究空间

李仲康李星

【摘要】嘉绒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其从族源、语言、石碉建筑、嘉绒锅庄、土司制度、农耕生产、藏文、藏传佛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本文从上述方面探讨了其研究现状及拓展空间，倾向问题。

【关键词】嘉绒；文化特征；研究空间

在举国上下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建设的大气候下，阿坝州嘉绒文化研究会成立，它必将对嘉绒文化的挖掘、发展、繁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个研究会的首创专刊，也要迈出它任重道远的第一步。我们在祝贺的同时，也对嘉绒文化的特点谈点自己的浅见。

嘉绒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里的一支奇葩。它的鲜明特点有哪些方面呢？

一、族源——多次民族融洽的历史见证

当今的嘉绒藏族，是藏族的一大支系，被定义为靠近汉区，生活在温暖河谷中从事农耕的由莫查瓦女王统率的藏族。从宗教的角度说，是住在墨尔多圣山周围河谷里从事农耕的藏族，这些都是从地理方位来划分藏族支系的特征。嘉绒地区的十八土司都有自己的世袭族谱，有20多代的，最多有50代的。当然，从时间顺序上讲，这些都没有上溯到唐代以前，很明显，这些土司是唐蕃以来逐步形成并承袭下来的。

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唐蕃争战之前的时代中，这个地区已经生活着土著部族。从现今考古在马尔康、金川、小金等地发掘的古遗存、墓葬及马尔康松岗莫斯都岩画来看，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而《后汉书》记载，秦汉之际的大渡河、岷江上游地区的“冉尨夷”，有“六夷、七羌、九氐”，马长寿先生说：“古之冉尨，即是嘉绒，其族自称‘嘉龙’、‘呷龙’或‘呷里’”，“隋唐之嘉良，近代之嘉绒，此族非氐非羌”^[1]。而隋唐时期的嘉良夷正是今天的嘉绒地区，在唐代有东女国、附（虎）国等小方国，在今川西北的“西山八国”中以“哥邻”为最大，这些都是吐蕃东侵之前，这一地区的部族状况。而岷江上游的羌族部落中流传的“羌戈大战”，也许就是南迁至岷江上游的羌人与土著哥邻人不断发生的争夺地盘的冲突。这些部族方国，以朝贡方式向中央王朝称臣。

因此，嘉绒藏族从族源上追溯，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隋唐以前就存在的嘉良夷，也是自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多次民族融会的族群；另一个是吐蕃移民。唐蕃战争延续200年之久，而吐蕃一度控制了岷江以西地区。大量的军队和移民迁入这一地区，他们依靠远比原“嘉良夷”强有力的政权（奴隶制贵族国家），实行了民族的融合和同化。但是原有“嘉良夷”部族的社会根基及人脉的习俗，仍然延续下来。唐以后，吐蕃王朝分崩离析，陷入长期纷乱，各地各自为政。土蕃迁入嘉绒地区的军民就地割据，其后被宋元明清纳入土司管理体制之中。

从“嘉绒”的“嘉”同“嘉良夷”的“嘉”这一名称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族源的另一个源头，这就是处于北有西夏、土谷晖，东南是巴蜀、南昭，西是土蕃，中间的东女、附（虎）国等缓冲地区的部族方国，晏春元先生曾考证说：“东女、附（虎）国、獽戎、嘉良、象雄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嘉绒地区”^[2]，其土著民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然“藏族”是唐蕃时期迁入的客族，那为什么在唐朝以后，吐蕃王朝崩溃，这些客居的藏人已失去强大靠山，他们不但没有逐步退出这一地区，返迁西藏，而且还反客为主，使这一地区成为以藏族为主流的地区呢？我认为主要是宗教的力量，吐蕃时期，佛教从中原和尼泊尔传入西藏，与当地苯教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及其五大教派，一代宗师宗喀巴以后，格鲁派（黄教）逐步取得正统地位，正是喇嘛教和藏文，成了维系藏民族凝聚力的两大因素。而藏区的政权，传统上都是政教合一。正是藏文和喇嘛教使东迁的藏民，经过千年的侵润，反客为主，在嘉绒地区站稳了脚根。

民族的融合和同化，是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规律之一，而文化形态是民族的基本特征，那些具有先进文化的民族，具有更强的同化力量。在嘉绒藏族的族源研究中，既要探索西藏先民东迁后的一千多年的变迁发展，也要注重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生息在这个地区的“嘉良夷”两、三千年的变迁发展。研究这个地区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和结果的文化形态。

“嘉绒”既是地名，又是族名，它含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信息和内容。

二、语言—隐藏着民族发展的密码

语言中储存着民族演变发展的密码。对民族语言的研究，可以揭示出这个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一些重大的历史痕迹。嘉绒语作为藏语言的特殊方言，具有自身许多特点和优点，毕竟它处在一个藏汉交错和过渡地区，又是北方民族和南方诸族迁徙流动的走廊，特别是北方民族在王朝更替和族群冲突中，许多失败者被迫流离、避祸，躲藏进深山密林，以苟延残喘、养精蓄锐的方式延续下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语言构成上的特点。嘉绒语的研究，已有原阿坝师专教授林向荣先生的奠基之作，获省社科二等奖的《嘉绒语研究》专著，为我们破了题。希望有学者继续跟进，这是嘉绒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是破解嘉绒历史之谜的重要钥匙。

三、石碉—嘉绒独特的建筑文化

现在，遍布嘉绒地区的石碉群，已经成为各方面文化人士的关注的对象。不久前，一位法国作家马丁费德瑞克还专门对它作了一番调研，通过碳14测定了它的续存年代，得出了500——1500年之间的初步结论。但是，据《后汉书》“西南夷”记载“冉尨夷”“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是为邛笼”^[3]。这种依山而建，垒石高十数丈的“邛笼”，就是现今在嘉绒地区仍然拔地屹立的石碉群及与此相应的嘉绒地区的寨房。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石碉楼已经是这一地区的基本人居建筑形态了，成为嘉绒先民的基本生活方式。“藏羌群碉”，是当今人们的习惯称呼。严格地说，“羌人”和“藏人”都是入迁岷江、大渡河上游地区的客族，“垒石为室”产生在这些客族入迁这一地区之前的当地土著“冉尨夷”及其先民之手。应称之为“冉尨石碉”或“嘉良石碉”，当藏羌先民反客为主之后，顺其自然地延续了这种建筑工艺。就像延续了种植青稞和小麦、豆类一样，是适应环境而继承和延续了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

因此，藏、羌人都不能说是自己发明创造了石碉，石碉是原土著民的祖先在长期的定居生活中逐步创造发明。这种用就地取材的粘土和片石砌成高达数十米的石碉，在风雨地震之中屹立千年不倒不垮，真是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而它的实用价值和美学意义，更让人叹为观止，它明显构成了古代由烽火传递信息的通讯网络。在战争中是坚固和居高临下的防御工事、堡垒；在日常生活中兼有暸望台、储藏仓库、指挥中心的作用。常见的情形是，在一片山寨中，普遍是片石砌墙的三层或四层的寨房，其中又建有一座或几座高达数十米的高碉，这种标志性建筑是一个村寨的形象标识，是众人向往的中心，是部落权力和性格的象征。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大都市中，都有摩天大楼，这种格局与嘉绒山寨如出一辙，看来各民族都有共同的进取和攀高的心理。

在中国，同嘉绒地区地理自然条件相同的地方很多，高山河谷地貌绝非仅此一处。为什么只有嘉绒地区有这种石碉群的建筑成为普遍的民居，成为独具的特色呢？我认为，和历史上这个地区远离中央政权、部族各自为政、部族冲突频繁、农耕生产力稳定、长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形态（如东女国之女王执政）有关。先民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创造了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和建筑工艺。它的适用价值和美学价值，使它延续至今，直到今天嘉绒居民仍然主要采用这种“垒石为室”的建筑，足见其生命力之强。说到石碉的美学意义，我一直认为，这种拔地而起、直冲宵汉，坚固挺拔的石碉，是这个民族不屈不挠、坚强不阿、顶天立地、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象征。从美学上说，它隐含了一种对男性的崇拜，坚强挺拔、富于创造力。这是长期母系社会的精神和心理表达的产物。

石碉在军事上的惊人作用，终于在清乾隆的两次金川之役中得到了刻骨铭心的证实。乾隆打金川，“攻一碉难于克一城”^[4]，两次共动员十几万军队，历时七年多，耗银七千多万两，折损温福、纳亲、张广泗、阿尔泰4名一品大员，损失包括重庆总兵任举在内的将校700余名，损失兵员一万多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仅有数万人口、几千番兵的弹丸之地大小金川，可以用得不偿失来概括这一大“武功”。这给处理民族关系和地方纷乱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能用政治解决的，不要去迷信武力。从军事角度来说，金川之役的过高代价在于“番人一心”和“石碉难克”这两点。石碉的战斗风采已经同清军的炮火硝烟一道，永载“清史”。而“金川之役”的得失，却令史家思考至今。

今天，对石碉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连现在全州究竟共残存有多少座石碉，其分布状况如何，还不清楚，简明的分布图，也还没有。《阿坝文化史》第二十章有一个初步统计，为680座，其准确性不高，据清史稿记载仅大金川卡撒一地就有碉300座，这些石碉在战后200年间不可能全部拆除，仅此事，可作专门考证。现仅有对个别已经被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松岗直波石碉群等的简单介绍或图片记录。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从广泛的资料收集、文档整理和实地调查起步。在西藏某些地区如藏灵芝大峡谷地区残存的石碉和马尔康镇的婆陵甲萨那种土堡建筑物，多数是六角、八角、十二角等的石碉，我看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模仿的工艺品，马尔康镇的婆陵甲萨那种土堡建筑物在灵芝是一种古墓葬。我个人不大相信石碉是从西藏传入嘉绒地区的，这需要实地考察和比较研究。

四、锅庄—嘉绒古老风情的记忆

嘉绒锅庄是一种民间的集体舞蹈，一种圆圈舞蹈，是集舞蹈、音乐、服饰、咂酒为一体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参与者男女不论、老幼皆宜，是节庆、聚会中必不可少的节目。通过锅庄，促进整个村寨人的和睦和团结，增进了解和友谊，增强集体感，增强民族凝聚力，这显然是氏族社会的遣风，是嘉绒社会中的粘合剂之一。这种集体舞蹈有很强的参与性和开放性，具有促进人际交流的社会功能，是农耕部族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艺术形式，是嘉绒风情的重要内容，今天仍然在发挥着它的社会作用。近年对锅庄舞的发掘、研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升温。在嘉绒锅庄中，发掘了马奈歌庄等典型的原生态品种。而2004年马尔康县组织举办的万人嘉绒锅庄节，较全面展示了嘉绒锅庄的风貌，并以万人之舞载入了吉尼斯记录，成为嘉绒锅庄史上一件盛事。随着时下对原生态民族民间文艺的青睐，为嘉绒锅庄的发掘、整理、提升、普及和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锅庄，是嘉绒藏民族对童年的记忆，嘉绒人对古老风情的回忆保存在锅庄里。

五、土司制度—以夷制夷的政教合一管理体制

嘉绒藏族自元、明、清以来，长期实行土司制度，这是中央王朝对边区少数民族实行“以夷制夷”的管理体制。从三品宣慰司到七品以下的长官司由朝廷任命，给印信号纸，行使辖区内的行政管辖，对朝廷负责，服从相应地方官府的节制。对嘉绒土司制度的研究，建国初期已有一些实地调研材料和调查报告。对嘉绒十八土司而言，系统详细的材料仍然缺乏，比如阿坝州绰斯甲、四土等土司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初期。对这套制度的产生、内容、演变至废止的全过程，它实施数百年的作用，都有研究的历史价值。

土司制的产生，是因袭部落方国对中央王朝的朝贡制，有其深刻的历史因果关系，是因循演变而来的。一些部落族群地处偏远不毛之地、交通不便、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物产不丰，各部落占山为王，自成体系，语言各异，因袭政教合一的夷王统治，如果中央王朝要派官设治，行政成本太高，不堪负担而效果不好，还不如让其称臣朝贡，因循管理，平安一方，与朝廷相安无事。因此，这种以夷制夷的体制有客观性，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发展阶段，是历史的客观产物，有其延续数百上千年的原由。

在嘉绒十八土司中，最强大的是大金土司，不仅是莎罗奔和索洛木的坐大逞强、侵扰四邻、不服节制引发了清朝中期的两次金川之役，而且自元明以来，金川安宁的雍中拉顶寺（金川寺）就是苯教（黑教）的中心，在乾隆金川之役后，朝廷十分痛恨苯教信徒支持协助大金土司索洛木抗拒朝廷，实行了灭苯兴黄。朝廷强行将雍中拉顶寺更改为黄教的广法寺，由乾隆御笔钦书门匾“正教恒宣”，定为皇庙，从雍和宫派出桑宰敖特扎尔为堪布，统领十八土司政教事务，继续成为嘉绒十八土司的宗教中心。

1983年，金川志办的晏春元先生，通过参加对偶然发现的一些伏藏藏文经本的翻译整理而得到的资料的研究，提出了苯教起源于金川安宁一带的假说。《西藏研究》1989年第三期、第四期连续两期刊登了晏春元先生几万字的文章《苯波教起源地象雄为嘉绒地区》，提出了苯波教在金川安宁丹巴一带产生后，传入西藏和其它地区的假说及理由。对于这样一个颠覆性的大胆假说，许多藏学研究和爱好者在等待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可惜，因其后晏先生辞世，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后续进展，成为一个断头之路。希望有藏文基础的学者，能以那批伏藏经本为基础，再度推进这一研究，揭开苯教起源之迷吧。

六、四土—嘉绒土司的最后标本

乾隆金川之役后，十八土司中最大的大小金川土司因反抗朝廷而被改土归流，以阿尔古厅和懋功厅取代了原大、小金川土司。这次征战，也开启了大小金川被汉化的大门。此后，有大量满族贵族、川陕湖广的官兵留驻屯兵，各地商贾蜂拥而入，当地残存的嘉绒藏民被迁至高山密林地带，汉文化成为主流。两家土司被废除后，其余十六土司都因协助朝廷征战金川有功，得到不同的封赏，而保全了各自的土司体制完整无损。就这样延续了二百多年，待到新中国诞生，大小金川已成了完全汉化的县治区域。

建国后，嘉绒土司制终止。尘埃落定后，该地区纳入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嘉绒土司中的中上层人士也大多被吸收安排进了新的政权机构，成为地方官员。索观赢成了嘉绒土司的最高代表，当上了阿坝州的副州长，土司制度彻底终结。就今天而言，自乾隆金川之役后，嘉绒的腹心地区大小金川已彻底地改变，而相邻的丹巴等地的土司也日趋衰落，先后被改土归流或日益汉化，而进了历史博物馆。

嘉绒土司的最后完整标本就只剩下绰斯甲土司和“四土”土司。当然，如汶川的瓦寺，丹巴的巴底、巴旺、格什扎，康定的明正，宝兴的穆坪，小金的窝日等土司已逐渐废弛、归流，失去典型性。在今天，嘉绒藏族的特点，最典型的标本，就在“四土”。虽然梭磨土司留下的遗迹不多，但卓克基、松岗、党坝和周山地区，它的民居建筑、它的锅庄舞蹈、它的“四土话”、它的民风民俗、它的宗教色彩、它的农耕生产、它的看花节、它的石碉群、它的卓克基土司官寨成了嘉绒藏族的典型标本。这里面不但有吐蕃、乌斯藏以来的藏族因子，还有“冉尨夷”和“嘉良夷”先民流源的影子。嘉绒藏族，不是吐蕃藏族的简单复制和翻版，它是在民族融合中经过长期的碰撞创新后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藏族，是汉藏通道上的文化连接点。

七、嘉绒文化研究的点滴考量

1、嘉绒文化研究要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把研究置于丰富可靠的资料上。因此，要把资料性的工作摆在首要位置，除了实地田野考察，还要重视藏、汉两种文献材料的研究整理。

2、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要民族虚无主义心态，也不要夜郎自大的心态，采取拔高自己、贬低别人的姿势和语态。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我们都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各个民族都各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不要象阿Q那样总是说自己是别人的老子，或者总说自己先前多么阔，恰当地不卑不亢地估价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历史中吸收本民族发展繁荣的营养。

3、嘉绒文化研究者要注意起码的历史逻辑。历史是以时间年代为顺序的。每件史事都有确定的时间印记，不能只顾讲得热闹而忘了在时间年代上的颠三倒四。比如说嘉绒藏族是唐蕃时期从西藏东迁而来的，至今也就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在马尔康、金川、小金、壤塘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和遗存是秦汉时期，甚至新石器时期的仰绍、马家窑文化一类的遗存，就不能只说是藏族的，因为那时藏族还没有完全形成或远未东迁到大渡河、岷江上游来。民族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有形成、演变、消融的过程。

4、嘉绒文化研究要依托旅游业的发展增强研究的活力，体现研究的实用价值。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就是旅游的魅力和特色。而旅游的兴旺又给文化的发展研究提供了动力和条件。因此嘉绒文化研究要紧密结合旅游产业，谋求共同发展繁荣。同时，文化研究也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规律，不能完全变成旅游业的附庸，不能完全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其价值。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支撑更强大持久的经济发展。现代文化产品有商品性要通过市场传播、流通，实现其经济价值，但是文化本身是没有商品性的，文化先于现代市场而源远流长，要强调文化的社会价值优先。嘉绒文化研究不要完全陷于时氅的“打造”之风，“打造”只能模仿和复制一些文化现象。而民族文化本身是由全体民族成员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创造积累而形成的。

5、注意研究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英雄人物集中展示了民族精神。嘉绒文化研究，要研究嘉绒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东女古国”、“乾隆打金川”、“红军长征过嘉绒”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研究英雄人物和著名人物，如部族首领、宗教大师、著名学者、民族英雄、建筑大师、行业名人、民俗专家；通过对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的研究，展示文化亮点，振奋民族的创新精神，使民族文化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