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非遗保护的区域差异和空间布局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耿静

汶川特大地震以后，羌族文化面临的危机引来社会各界的担忧。多年来，根据各地文化资源禀赋，源自国家、社会及羌族民众的力量，对濒危羌族文化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措施，使羌族文化总体状况续存良好。本文探讨的是羌族非遗文化的地方差异性对文化保护的影响，以及在保护和发展中如何应对这种文化差异性表现，以及通过这种梳理与分析，使非遗空间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利于羌族非遗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羌族非遗文化资源分类

羌族的分布，从全国范围来讲，主要集中分布于四川，从四川而言，则集中于阿坝州与绵阳市。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独特的地形地貌，即群山巍峨、沟谷纵横，河谷深切，立体气候鲜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高山峡谷地域，使羌族分布具有小聚居而相对封闭的特征，在这样典型的高山农耕生态系统中，文化样态呈现出“十里不同俗”。

羌族文化资源由此而有所不同，在非遗文化方面各有表现。其类型包括：

1.口头传说和表述（民间文学）

   口头文学在羌族民间文学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主要靠人们世代口授而传承，是羌族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反映了羌族人民的历史、生活、习俗和思想情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民间文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史诗、传说、寓言、故事、神话等等，它们是留存至今的文化瑰宝。

2.传统音乐、舞蹈和戏剧

民歌是羌族民间音乐最主要的载体，是广大民众世代口头传承下来的文化财富。其形式多样，有独唱、主客合唱和轮流对唱等形式，反映了羌族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类型分为山歌、酒歌、情歌、劳动歌、喜庆歌、丧祭歌等。

羌族民间歌舞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歌舞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蹈分自娱性舞蹈、祭祀性舞蹈、礼仪性舞蹈、集会性舞蹈四大类，其基本动律较为一致而又各具特色。

  羌族戏剧，羌语称“刺喇”或“俞哦”，流传于部分羌区。有释比戏和花灯戏两个剧种。释比戏在祭祀活动中表演，可扮演多角色，分“上坛戏”、“中坛戏”、“下坛戏”，共有72部，如《唱婚嫁》、《求儿女》、《斗旱魃》等。表演风格古朴，民俗气息浓厚。花灯戏主要流传于北川一带，其中的许家湾花灯富有特色，在庆贺丰收或节庆时表演。剧目如《元宵观灯》《上山打柴》等。

3.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羌族的民间竞技项目颇多，使用器械简单，场地要求不高，简单易行，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广泛流传的有推杆、抱蛋、扭棍子等项目。

4.传统手工技艺与美术

  它主要指日常用品的制作技艺以及宗教绘画。如挑花刺绣技艺、羊皮褂制作技艺、牛皮铠甲制作技艺、腰带编织技艺、碉楼营造技艺、羌笛制作技艺、咂酒制作技艺、漆器制作技艺、木锁制作技艺、《刷勒日》图经（又称“刷勒兹”“刷布”“摩刷”）的绘制等。

5.节庆、礼仪及习俗

  羌族节庆活动较多，气氛热烈，最有特色的当数羌年、祭山会、瓦尔俄足等。人生礼仪主要指孩子的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遵循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体现了羌族社会结构及秩序，影响了人们人生观、思想观、道德观的形成。诸如，孩子出生后的“送祝米”习俗；年满十二周岁少年行成年礼（冠礼）；待客礼仪挂红；祝寿习俗等。

6.传统医药

  羌医药是羌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羌医药“有独特的羌医药学理论体系”，其用药方法与药学资源具有独特性，原则上不用度量衡、不炮制，药材“生态、名贵、地道”[1]。这种医药合一的羌医药在民间世代传授，广泛应用，曾一度为群众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

7.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与实践

  羌族对自己生活的自然空间，如山川河流、动物植物、气候灾害都有一些独特的认识，是其关于自然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释比是羌族文化的集大成者, 传诵的经典蕴含诸多内容，不仅体现了羌族多神崇拜的民间信仰，而且反映了羌族对自然界的认知及总结。直至今日，释比仍然熟知传统天文历算，将物候季节诸事编入到史诗、歌谣说唱中，最为著名的是《吉勒刷布》（即数月份）。他们掌握着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对动植物有一套严格的地方分类系统。同时，他们对环境生态保护也有清醒认识，在春天禁止狩猎，春分之日举行祈丰仪式，在冬天举行封山大典，让森林草场得以休养生息。甚至采用仪式禁忌的方式，严禁人们砍伐村寨四周的原始森林。另外，释比关于房屋、村寨选址的讲究颇多，以提醒人们积极防范自然灾害。

8.文化空间

  羌族传统大型民俗活动的时空综合形态是羌族非遗的文化空间。“国阿若”及“花儿纳吉”的文化空间是其典型代表。“国阿若”空间是释比主持的群众性诗歌赛会、祭典大会，一般在农历的正月、二月、五月、六月、八月、十月举行，集碉楼建筑、民居建设、祭塔等神圣空间、史诗说唱、圆圈歌舞、体育竞技、仪式、特色饮食为一体，是羌族文化艺术形态的文化生态基础。“花儿纳吉”空间则是羌族婚俗的衍生形态，是群众举行赛歌、游艺、竞技、表演的时空形态。

二、羌族非遗特点与空间分布

1. 羌族非遗特征

（1）人与自然协调度高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羌族社会的文明，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这是羌族人民与所居环境长期调适的结果。面对脆弱的生态环境，他们尊崇自然，亲和自然，与自然关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一套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在羌族文化中表现充分，形式多样，从流传至今的口传文化、社会风俗及各种礼仪、禁忌中均可反映出来。

  （2）沟域特征明显

羌族居住于青藏高原东缘，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上，是以山地农耕兼畜牧经济为特色的山地民族。由于境内峡谷林立，高山绵绵，为了安全的需要，羌族大多生活在半山或高山地带，少量居住于河谷地带。这种分布格局，导致“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具有较强的沟域文化特征。文化上，大范围趋同，小范围各异，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风格。仅以语言来讲，即被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区，而各方言区又分诸多土语。

  （3）具有较强的兼容性

作为藏彝走廊中流动人群的一部分，羌族活动在岷江上游与涪江上游区域，不断与周边民族产生互动，彼此影响，在历史发展中，通过文化上的兼容并蓄，核心文化得到不断延绵。比如，羌族的生产方式上兼有畜牧生产特征；节日庆典上，人们要过春节、清明、七月半等节日；羌绣是人们接收农耕文化影响所致，结合自然特征，化它为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技艺；许多风俗习惯上体现出了明显的包容性特征。

  （4）文化传承机制脆弱

传承上的脆弱性来自于四方面，一是羌族文化的传承来自于个体传承与集体传承，人们通过参加家庭及社会活动习得经验，全靠口传心授，是活态的传承，传承链不稳固，容易受不确定的因素干扰；二是自然环境生态脆弱，容易给羌族民众带来伤害，导致文化表现形式或载体容易由渐变演变为急变，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异；三是一些文化事象受历史及现实因素影响，传承上无法解决后继有人的问题，导致面临“人去技亡”的现象；四是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城乡人口流动加剧，造成文化保护和发展中契机和危机并存。

2. 非遗的空间分布

从羌族各地非遗名录（1—3批）可见非遗项目的分布如下图[1]：

从上表可见，羌族人口占92.4%[3]的茂县，所拥有的非遗项目最多，这与羌族人口聚居有直接关系。其民间文学有49项，民俗19项，传统音乐和舞蹈13项，传统手工技艺8项，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有6项，传统美术3项，传统戏剧2项，医药2项，表明了其非遗文化的丰富性，突出了当地文化的本真性，展示出较强的文化整体性。

在汶川县和理县，两县羌族人口分别占全县人口的38.1%和33.3%，前者主要分布区域以龙溪乡、雁门乡、克枯乡、威州镇、绵虒镇为中心。入选的非遗项目为民俗14项，传统音乐和舞蹈12项，民间文学有6项，传统手工技艺5项，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有1项，传统美术1项，传统医药1项；后者主要分布区在薛城镇、通化乡、桃坪镇、蒲溪乡等地，入选的非遗项目为民俗7项，传统音乐和舞蹈6项，民间文学有5项，传统手工技艺3项，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有1项，传统美术1项。两地项目反映出独具特色的羌族文化，同时也说明作为羌藏、羌汉文化的交汇点，文化内涵表现具有兼容性特征。

而羌族人口占36%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民俗12项，传统音乐和舞蹈11项，传统手工技艺6项，传统美术3项，民间文学有2项，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有1项，医药1项，体现了羌族文化发展的独特性，汉羌文化的交融性突出。

上述区域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大量的羌族乡镇分布在半山或高半山上，均保留了较为丰富及完整的羌族文化，因而是羌族非遗的主要分布区。

而相对松潘、平武县，二者羌族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10.5%和21%。入选的羌族非遗项目偏少，项目数分别为1个和8个，这与非遗文化的挖掘、整理与申报有一定关系。松潘是藏羌文化的复合文化生态区，平武是羌藏汉民族交融地带，这些地方文化的兼容性强，有地方特色，但与其他地区比较，文化的独特性还没有突显出来。相对而言，被作为羌族非遗文化分布的一般区域。

三、非遗保护措施及区域差异

1.保护措施

根据羌族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国家层面对羌族文化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进行非遗保护工作。

第一，颁布的系列法律法规为实施保护提供保障。目前出台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区规划纲要》《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四川省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阿坝州非遗保护条例》《北川羌族自治县非遗保护条例》及各地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施方案》等。

第二，大力构建四级非遗保护体系。2006年6月，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中，“羌族瓦尔俄足节”入选。至2016年，除“羌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藏、羌碉楼与村寨”列入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预备名单之外，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10项[4]；列入省级非遗项目名录22项[5]；国家级和省级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分别为6 人和55人。还有大批市（州）级和县级的非遗项目名录及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省、州、县四级羌族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初步建成。

第三，形成了五级非遗保护的工作体系。从省到地方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乡镇文化站、村级单位。各级机构开展了非遗的普查工作，做好相关的申报工作，并对项目开展保护、研究及宣传工作。

第四，建立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于2008年11月成立，这是国家基于羌族地区遭遇大灾之后，对羌族文化采取的重要保护举措。保护区对积淀丰富、存续状态良好的非遗文化进行了整体性保护。这一措施对维护羌族文化生态空间完整性、资源丰富性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区域的划定与羌族分布区具有高度一致性，从空间而言，保护区范围更大，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充分考虑到了区域内各民族的文化资源以及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

2.保护的区域差异

非遗文化保护实践证明，羌族非遗续存状态与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及采取的保护措施紧密关联。从保护方式而言，分为五种：

第一，政府直接主导。开展诸多保护与宣传活动。

第二，相关部门的横向联合。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联席会议制度使各地对羌族文化保护达成共识，并进行跨区域的合作。比如，茂县与北川县联合制作羌语节目等。

第三，企业与民间组织参与。以生产性保护来进行羌绣的开发与研制。外来的社团组织机构如李连杰壹基金，在震后即开展了文化保护工作，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本地的社团组织如阿坝州藏羌文化研究会、茂县尔玛协会、羌情协会、北川县莎朗协会等，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保护。

第四，来自保护主体——羌族群众的自发保护。在政府引导之下，茂县、汶川县、理县、北川县积极打造节日文化品牌，营造出保护文化的氛围，群众有了文化自觉意识，开始积极组织民间活动，弘扬羌族文化。

各地按照统筹兼顾、各有侧重的原则进行，从而在文化保护的目标上呈现出区域差异。如下图：

四、保护现状分析与产业发展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此意即在国家文化大发展战略下，文化产业发展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因此，理当对相应文化产业的发展条件进行梳理与分析。

1.保护现状分析

对文化开发与利用，笔者认为可运用SWOT工具[6]进行分析。S/W/O/T分别代表了Strengths（优势）、Weaknesses（劣势）、Opportunities(机遇)、Threats（挑战）。
按照SWOT理论结构组合及影响程度排序，可以有以下四种：

第一，SO优势—机会组合，此模式为最优模式，是内部优势与外部机会的最佳结合,可以谋求研究对象的最大利益化。

第二，WO劣势—机会组合，此模式为平衡模式，是内部劣势与外部机会的组合，如果能利用外部机会，将劣势转换为优势就可以达到利益最大化，但往往不可能最大化，可以降低劣势。

第三，ST优势—挑战组合，此模式为竞争模式，面临的挑战往往可以削弱优势。

第四，WT劣势—挑战组合，此模式为最次模式，不是扬长避短的有效途径。

通过上述梳理，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努力将优势与机遇紧密地结合起来，尽量消减不利因素，使文化资源获得充分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文化。

2.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

文化保护的目的在于保护地方的文化基因，增加地方文化的吸引力，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条件和基础。而发展文化产业目的在于增加群众收入，推动地方经济，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就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有学者认为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只能走“混合型、伴生性、资源整合性的发展道路”[7]。也有学者探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出“延伸型”“整合性”“渗透性”三种融合模式[8]。还有学者针对具体的地域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看法[9]。对此，笔者认为所述路径均有合理之处。结合羌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认识：

（1）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实现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保障。通过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才能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健全法律法规，培育文化市场，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努力搭建平台，促使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政府、社会、市场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2）文化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并重。一方面，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坚持整体性保护和活态传承的原则，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基于现状，将富有特色，但处于濒危状态的资源列入保护清单。注重传统村落的保护，维护传统文化空间。积极探索文化传承的保护路径，适时开设一些培训班，解决濒危项目后继乏人的问题；深入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另一方面，整合特色资源，理清产业发展方向。对能与市场对接，有发展前景的项目，要向文化产业方向发展，尤其要引导部分非遗项目文化代表性传承人，让他们发挥领头人作用，通过组建企业、合作组织、协会等形式，科学规划，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

（3）注重业态的融合与创新。在全域生态旅游的背景下，实现生态旅游与文化保护、产业发展的相互渗透融合。根据地方实际，积极培育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艺演艺市场；建立文化产业园区；推动互联网与藏羌文化产业链结合；培育和打造文化品牌，文化与科技相融合，对文化产品深度加工，提升附加值，延长产业链，避免产品同质化，增加区域竞争力；生态旅游与节日民俗文化的深度结合，活跃乡村经济与文化，促使生态环境受到保护，地方经济得到发展，群众精神文化日益丰富。

（4）重视人才的聚集与培养。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汇集一批优秀的人才。应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制定文化产业人才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结构，建立好人才引进、流动、使用、管理制度，使人才辈出，不断创新。